胡锦涛的悲剧看在习近平的眼里，等他一上台就打出反腐好牌，目的就是吸取胡的教训，将旁落的权威收回来。
胡锦涛的悲剧，可以被定义为胡时代全方位登峰造极的腐败及其政治责任。如果要胡锦涛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似乎对胡不太公平，因为他的领袖地位是被中共中央安排的，他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同事也是被安排的，胡锦涛本人的自主性有限。
但正是这种被安排的政治命运，凸显了胡锦涛的悲剧性。也不能说胡锦涛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媳妇”，他肯定有其独立自主性与决策拍板权，在这种意义上，他更要对全局性的腐败承担责任。结果就不是人民对这位领袖人物的仰视和崇拜，而是引发人们普遍的“怜悯和恐惧”，即悲剧审美情感。
按照悲剧理论，悲剧有三大类型，即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从命运、性格两重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胡锦涛的政治悲剧。因为他的领袖地位及其权力格局是被“中央”安排的，胡锦涛摆脱不了此种被别人预定的命运，结果就是他的命运悲剧；由于胡毕竟拥有政治上的自主性，他的问题在于性格上的软弱，结果就是他的性格悲剧。有一种说法，“性格即命运”，也有几分道理，说明胡的性格也要为自己的政治命运负上一定责任。
据说胡锦涛是被邓小平、陈云等人指定为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接班人的，民间谓之“隔代指定”，从此“隔代指定”被看作中共总书记接班人认定的一个惯例。其实应该没有“隔代指定”这样一种惯例，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在体制上属于寡头制、小范围民主与选举的复杂混合体，即由几个大老佬推荐人选，经过政治局委员、离任常委的协商一致，再交政治局审查通过，最终交全国代表大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选举确定。在这种体制下，隔代指定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隔代指定”实际上是一种隔代推荐，使之具有提前卡位与年龄上的优势。
胡锦涛是宋平的高足，获邓小平、陈云等人推荐为备位总书记。在1992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未满50岁，这当然是要接班的信号。但到2000年，国中盛传江泽民欲废胡锦涛的接班地位。事实上，江未必有这样的想法与魄力，当年9月，江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放风：“我欲乘风归去。”据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中透露，当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京会见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也就是说，彼时江泽民迈上了政治威望的顶峰，相反地，胡锦涛未孚众望。后来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原因就是军内强烈主张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的一帮军头主张留任不说，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等人还公开嚷嚷，比如熊光楷以全军代表自命，说：“全军将士热切盼望江主席留任。”但根据李瑞环的说法，党内和军内的同志决非仅仅呼吁江留任军委主席，而且要他留任所有职务。如果江下决心顺势而为，胡锦涛的接班地位就作废了。
党内军内的同志要求江泽民留任有几条理由，一是当时台湾局势动荡，台独分子李登辉在台上兴风作浪，而“接班”呼声很高的陈水扁比李登辉更激进；二是香港“民主派”挑战大陆对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但在中共党内，有一部分人更看重中共权力更迭的“宪政”价值，相信“一代不比一代差”，而反对为了短期利益而肆行变通。李瑞环是党内一位经常含沙射影批评江泽民的有份量人物，他借与民主党派座谈之机泄露党内政治风向，目的不过是向中国社会借力，向江泽民及拥江留任力量引入强大社会压力。
最终江泽民选择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将总书记、国家主席两职交给胡锦涛，但新的九人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清一色江派人物。经2008年更迭，这个常委会仍为江派人马所主导。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周永康被定性为“叛徒”和权钱权色交易者，温家宝、贾庆林、贺国强的家族腐败丑闻早就喧腾于国中。至于主持军委工作的两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一个已经倒了，另一个呼之欲倒。面对这些被指定的“顾命大臣”，胡锦涛想说“不”，决非易事。
胡锦涛也曾“反叛”过：2006年拿下了江办主任贾廷安卵翼下的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后来查实其人贪污1.6亿元，包养情妇5名。同年打倒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陈是江派在上海的“留守”。拿此二人开刀，自然是向江派腐败分子示警。但现在看来，完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让其他腐败分子坐大。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江泽民给胡锦涛安排的命运，胡难以抗拒，但胡甘愿受命运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性格。胡锦涛成长于“红旗下”，当美国哈佛、耶鲁学生接受“世界领袖”训练的时候，胡受的是空洞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教化，《人民日报》1964年10月6日曾刊登胡锦涛的一篇观后感，是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所写，声称该剧“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它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胡锦涛成了“毛主席的好孩子”，革命化且君子化，但就是缺乏天降大任所必须的训练，不知道“英雄造时势”。
从性格上说，胡是一名谦谦君子，但可能是太缺乏政治谋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江泽民把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转交给他的时候，他对江充满感激。经江泽民授权的《江泽民传》花2章篇幅再现了江胡交班的过程，其中一段写道：胡锦涛有没有心存芥蒂？当然没有。他见到江时恭恭敬敬，而并非沉默寡言，而且他很高兴看到江，16年来的上司和导师。“在出席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中央委员面前，胡锦涛更以”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来称呼江，从而将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转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
胡本人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美德，也可能自认为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但在他将江泽民推上“导师”、“敬爱”者的神坛的时候，他本人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流失了。虽然江于2004年9月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实际上胡刻意不管军委的工作，实质将军权留给了江在军中的代理人郭伯雄和徐才厚。军国大佬乃至封疆大吏们自然觉得竖子可欺，不把胡视为效忠对象，于是拉山头、纳贿赂，竞相残民以逞。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觉得胡锦涛软弱可欺，竟敢在2014年出版的自传《艰难抉择》中屡屡对胡出言不逊。
胡锦涛的悲剧看在习近平的眼里，等他一旦上台，就打出一把反腐的好牌，目的就是吸取胡的教训，将旁落的权威从江处收回来，避免胡氏悲剧。（作者: 杨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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