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长达数年的二战梦靥正逐渐走向尾声，伴随轴心国的全面溃退，有关战后新秩序的蓝图也开始铺展开来。当年7月1日，应美国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代表在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聚首。在这场关系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安排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与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各为其主、展开连场暗战，而会后以英镑国际金融体系被美元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为节点，“日不落帝国”对于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最终旁落、易手美国。
而至71年后的今天，大西洋沿岸的世界经济中心再一次发生偏转，蓬勃发展的太平洋西岸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已然雏形初现。3月31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至此，“亚投行朋友圈”已扩容至50个国家，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
只不过，当人们从包括英法德意俄在内的多国投怀北京、谋求成为亚投行创始国中窥见当年“布雷顿金融会议”的身影，媒体亦惊呼“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来临之际，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却是：亚投行不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标签，“一带一路”拒添“马歇尔计划”注脚。对于外界赋予的这样一种头衔，北京唯恐避之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马歇尔计划”之称独独让北京如鲠在喉，甚至强调应以“亚洲博鳌体系”代为之命名。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或就在于，北京担忧因此留下中国谋求“人民币霸权”、争当“第二个美国”的印象。
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I.Cohen）曾言，“美国梦的光辉顶点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展露无遗”。在某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实奠定了二战后美国进入全盛时代的货币霸权，而这一霸权亦最终演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金融工具。
而目前，对于亚投行的诞生或将改写国际金融新秩序，各方的看法几乎殊途同归，北京被视为美国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最有利的挑战者，与此同时北京在勾勒亚洲安全和经济新秩序上亦不惜言。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内敛、含蓄、谦虚，就个人而言，哪怕取得了某些成绩，仍旧要谦虚，更勿谈提前张扬自己的志向。而在国际社会当中，中国似乎更无意以“讨厌鬼”以及“颠覆者”的形象示人，这也使得其执着于反复长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之声，生怕激起一丝外界对于北京“野心”猜测的涟漪。
但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又何妨?若回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其显然不是各国为将美国推向王座而生，“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亦不足为惧。
一战后战胜国忙于分割战果，未能真正设立帮助引导世界经济的机构，随之而来则是大萧条的加剧，同时也为接下来更大范围的灾难埋下祸根。也正是因为此，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及其盟友在汲取一战战后安排不当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希望其能够成为确保汇率稳定的不二法门，并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后来被称为世界银行（WBF）的复兴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辅助之。
虽然以当前的视角来观，布雷顿森林的规则制定可能过于严苛，美元的短缺更是让入盟各国陷入持续的经济不对称状态。但对当时各加盟国而言，这首先仍是一件好事，至少借此全球各大经济体能够从收支困难的泥淖中逃脱。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是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此后美国专门针对欧洲复兴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等安排，1948至1952年东西方“铁幕”升起前，欧洲才得以实现工业生产35%增长、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以及经常账户盈余。
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设立之初，对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真正让其招致不信并最终走向崩溃的，除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外，或许仍在于美国将“布雷顿森林体系”视为谋求己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最基本原则——“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直接产物，美国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就要开足马力大印钞票，使更多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向北美大陆，这一度令美战后黄金储备高达全球的四分之三，虽然此后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再不曾到达这一程度，但即便是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打破了美元与黄金间的这样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美元霸权地位赋予的食利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也依然为美国私用的公器。
以“布雷顿森林”作比亚投行无关恶意亦非无知，尽管在各国普遍陷入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一点与当年美国力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愿景存在共通性，但中美战略存异，已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将不尽相同。过分执着于不使用“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这样一种文字表述，其实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国际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源自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则往往陷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的境地，但这样一种不表达、不能自主表达以及拒绝表达的直接后果却是，更难让外部世界欣然接受中国实力的增长。想要真正打破外界对挑战者即称霸者的传统认知，中国需要做的应该是直面问题而非逃避。当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都不掩饰要在原有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上“动刀”的现实下，以亚投行为代表的“中国模式”为何不能成为第二套方案？
是否称霸不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决定，亦非“马歇尔计划”所能概括，称霸自有其衡量标准。在中国崛起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过只要这种博弈是在公认的和相同的规范下进行的，那么它在相当意义上就属公平的博弈。中国倡导亚投行的初衷在于加强亚洲各国间的互联互通，此次诸国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正是说明只要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其所需的公共品，并令各参与方受益，便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当前50国拥笃亚投行这样一种众星捧月的情状，与71年前战后全球经济一片颓势，各国力推经济主导权改弦更张、易手美国亦无二致，中国俨然成了疲软无力的全球经济的新的先导引路人，至此北京或许应该适当丢弃只能让自己显得毫无自信的自谦，拿出一点经济大国的胆气出来。如果说，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马歇尔计划”能够更容易为外界所理解，并通过相互比较愈发凸显其中的“中国特色”，北京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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