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前任市委书记高劲松被查时隔110天，云南昆明终于迎来一把手。官方7月29日公开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任昆明市委书记。此前昆明已有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其后一把手空缺时间超过百天，创下最长记录，备受外界关注。
港媒凤凰网7月29日刊文称，程连元从北京市朝阳区空降昆明，这一人事任命本身，可以说在意料之中。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8位省会(首府)城市市委书记落马，除昆明外，还涉及西宁、广州、太原、济南、南京、南宁六地。
文章称，上述各省会市委书记落后，补缺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跨省异地调迁，如现任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之前任天津副市长;二是本省异地调迁，如现任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此前任无锡市委书记;三是“回锅”再兼任，如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曾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西宁一把手。
因此，就昆明而言，采取跨省异地调迁方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毕竟高劲松在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就在云南曲靖市任职，但在8个月后就被查，因而在选择本省异地调迁可能性不大。至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云南省内并无合适人选，这也可能是昆明市委书记空缺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先后打落了7座省会城市的8名在任市委书记，分别是西宁的毛小兵、广州的万庆良、昆明的张田欣和高劲松、太原的陈川平、济南的王敏、南京的杨卫泽，以及南宁的余远辉。
因此，随着程连元今次履新昆明，目前，上述7座城市再度补齐“省会书记”。在“临危受命”担当上述7地市委书记的官员中，由本省官员接棒任职的调动包括，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接替落马的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北海市委书记王小东接替落马的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接替落马的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
程连元的任命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他是连续第二位外放到西部省份任省会市委书记的朝阳区委书记。他的前任陈刚曾在2012年7月升任北京市委常委后卸下朝阳区委书记职务，至2013年6月，陈刚从北京空降至贵州，任省委常委兼贵阳市委书记。
文章认为，云南、贵州两省地理相连，都属于典型的欠发达省份。陈刚和程连元从北京“空降”两地，反映出高层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方官员双向流动的明显意图。
据公开报道显示，自十八大以来，中共官场地方官员跨省流动的趋势得到明显强化。从跨省流动涉及的数量来看，各省的异地调任官员的比例明显提高;从官员的级别和职务来看，逐渐更趋多元，并向副省级、地厅级下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一，部分省份“空降”官员的比例明显升高，如辽宁省。现任辽宁书记李希从上海市委副书记升任辽宁省长不过一年即升任书记，而现任辽宁省长陈求发则直接从湖南省政协主席转任。
二，许多原来很少跨省调动的职务，现在跨省调动非常频繁，如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大规模跨省调动，本省的常务副省长调任外省的专职副书记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此前从未有过的调动新形式，如2014年年底武汉市长唐良智转任成都市长，成为历史上首例副省级城市市长的平调案例。
三，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跨省调动明显增加，这是本轮反腐后地方人事的一个重大变化。如如广东广州，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出现过非本省内部调任的书记，这一现象就在去年被打破。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调整，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高层希望不同地区的治理经验互通有无。陈刚、程连元等空降云贵两省，就是为了让其利用在发达地区长期工作的经验，推动后发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此外，从官员培养选拔的角度来看，跨省调动的明显增加，也可以使更多官员具备在不同地区工作的复合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京津沪三个东部地区直辖市官员向中西部地区输出的趋势越来越明朗，而且带有明显的区位特点。如上海市官员外放，就优先选择东北及其他老工业基地城市，因为上海在历史上就曾是计划色彩浓厚的工业城市，上海的转型经验对这些老工业基地最为有效，如现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就是从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转任重庆市委书记，现任湖南省长杜家毫，从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书记任上则转任黑龙江省常务副省长。
而北京市官员外放，则到西部地区的居多，除了陈刚、程连元两任朝阳区书记以外，目前唯一的“70后”中央候补委员，新疆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从顺义区长任上转赴新疆援疆并留在当地，随后出任阿勒泰地委书记并在这一任期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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