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人民大会堂做工作报告。

　　“黄奇帆要离开重庆了”，对于很多重庆市民来说，2016年年末的这个消息让他们略感失落。因为在重庆工作了15年的黄奇帆，已经在中国范围内成为了重庆的一张名片，而他讲重庆的年GDP增速从全国中游增长到今天的全国第一。不仅是经济上，某种程度，黄奇帆在经济上给重庆带来的改变是要高于当年的薄熙来。例如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模式的确立，这些都让重庆成为了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外界甚至寄往这个“山城”成为二次改革中的“新深圳”。

　　说起黄奇帆，就不得不提当年的薄熙来事件。在那次震惊世界后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在外界眼中简直就是薄熙来“家奴”形象的黄奇帆，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仅继续担任重庆市长一职，辅佐张德江、孙政才，而且还入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如此算来，黄奇帆自2001年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开始，在贺国强、黄镇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知道现在孙政才六任重庆市委书记手下工作，堪称“六朝元老”，其中只有黄镇东一人属“走马观花”，其余五人如贺国强、张德江已经是政治局常委级别，汪洋、薄熙来后来遭遇虽然难说平坦，但也都是叱咤中国政坛的人物。能够如此如鱼得水，屹立不倒，至此黄奇帆也被外界认为极具政治手腕。

　　但是黄奇帆真正展露头角的，却恰恰是在他本人仕途的尾声，薄熙来落马之后。在经济放缓的大势下，重庆的表现可谓是一枝独秀，极为亮眼。

　　从2013年到2015年，重庆GDP增速“三连冠”领跑全国，2015年上半年，在31个省市区GDP增速“排行榜”中，重庆以11%的经济增速高居榜首。这与中国政府近年来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密切，重庆是西部各省市中离东部地区最近的一个，较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两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此外，重庆偏轻型化的产业结构也降低了对资源的依赖度，从而降低了其在本轮经济结构调整中受到的冲击。

　　之所以说黄奇帆给重庆留下的“印记”以及所带来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高于薄熙来。因为薄在重庆当年以“唱红打黑”、“重庆模式”为执政标签。前者流于运动式，后者则是说多做少，且很多做法流于空想，不切实际。

　　而黄奇帆在重庆，在招商引资，经济结构调整，土地管理模式上，都做出了前瞻性的政策引领。2002年开始，重庆在2002年一次性储备了主城40多万亩土地，之后20年内每年只开发5%，即2万亩左右。2008年12月4日，重庆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地票交易制度。

　　简言之，农民自愿将闲置宅基地等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指标，再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这种土地流转交易方式，在5年后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最终的确立。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土地永远是个大问题，而黄奇帆对于土地，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2010年，黄奇帆对重庆的房地产发展又提出了“25%理论”，也就是，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跟规划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总量要平衡，还要控制房地产的按揭。

　　他解释说：超过25%一定供过于求，低于25%又供应不足，不适应城市化。如果一个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中，房地产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长远看没后劲。数据显示，到2015年上半年，重庆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715.82亿元，同比增长10.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7.2%。刚好在25%的标线附近。

　　在中国，土地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命脉，仅从财政上来说，以当下中国的税收制度，土地出让时地方财政来源的“大头”。在很多地市正面临“无地可卖”情况下，黄奇帆的做法，显然在保证政府财政的情况下，遏制了重庆“房地产化”，重庆的房价一直是中国一线、二线城市中最稳定的一个。以至于习近平都在2016年前往重庆视察，释放肯定信号。

　　总之，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从GDP增长率，经济结构，房地产，政府财政，重庆今天都是中国最健康，最稳定向上的的大城市，没有之一。这些都可以算到黄奇帆的“政绩”之上。无论怎样，对于重庆而言，黄奇帆的离开，意味着重庆已经彻底从“薄熙来”的回忆中走了出来，但是经济上的重担，也交给了后人。未来的重庆走向何方，能否成为二次改革中的“新深圳”?这或许才是在黄奇帆离开之后，我们观察重庆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