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精英罪与罚：走不出的殖民意识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或许能给透视香港问题提供有益思考方向。按照辩证法原理，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共作为香港问题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也即香港本身才能起作用。

所谓香港本身的问题，最为核心的，便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盲目追求，以及至今未能走出的殖民地意识形态。香港积重难返的阶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盲目与殖民意识之下一代代传递下来的。

可香港也并非一开始就被自由主义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束缚，变化发生在“六七暴动”前后。受当时世界左翼政治运动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感染，香港左派于1967年5月发起规模浩大的“反英抗暴”运动。这一运动起源于香港本地管治中的劳资矛盾与社会不平等，并受到了来自大陆官方和民间的积极声援。官方的声援包括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表达抗议、中共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发表连篇累牍评论员文章鼓噪；而来自民间的声援更甚一筹，如北京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

随着情势走向失控，港英政府的强力镇压还在层层加码，但大陆受制于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已然无暇他顾，缺乏决断意愿即刻解决香港问题，经政治权衡而最终采取了与英国妥协的立场。香港左派瞬间成为失去强大后盾的“无根的浮萍”，很快便在港英政府的镇压下偃旗息鼓。原本“反英抗暴”的正义斗争，也在港英政府“洗脑赢心”工程的操弄下逆转为“政治动乱”。毛泽东彼时“不动武”的指示，固然有基于现实的考量，但却在更大范围内奠定了港人对大陆的刻板成见。原来，关键时刻，国家是可以随意牺牲掉“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祖国好儿女”的。

由此，便导致了香港左派对中央的某种离心效果。而且香港社会对于左派运动的破坏性日益反感，反向刺激了将香港作为“新家园”的本土意识，客观上配合了港英政府对左派的长期镇压以及对香港的管治改革。六七暴动本欲抗英，却意外产生了将香港居民推向港英政府一边的政治反效果，这对香港社会价值观与政治意识的形成造成了重要影响，“恐共”、“惧中”的心态开始弥漫香港。

香港存在仇视中共、一国两制情绪（图源：Reuters/VCG）

曾在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现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强世功在其著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对“六七暴动”之于港人心态结构的变化有过精确分析。“港英政府采取系统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嫉妒恐惧心理。这样的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这无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

如果说“六七暴动”是香港左派对大陆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后续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则直接加剧了这种破灭感，并将辐射范围扩大至多数港人。以至于，在香港回归20年的今天，面对阶级问题和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现状，香港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恋殖”情结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的盲目追捧。在香港机场候机大厅LED广告屏上，一家证券公司标榜其能为客户带来最大投资价值，就是以“自由经济”的坚守着作为关键卖点，这样的情景在香港并不鲜见；就连林郑本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青睐，将这一制度视做“最好的制度”；此前的七一游行中，赫然出现了港英时期代表香港的龙狮旗。凡此种种，即折射出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又无不强烈地刺激着北京。

而在香港本地，对于“恋殖”自有一套看似逻辑自洽的说辞。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回归后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北京不断侵蚀香港核心价值的不满，才导致了港人的怀旧心理。在这样的心理引导下，中共成了恐怖的化身，港人也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大陆发生的负面事件。此一想当然和变色处理，与其说是密切关注大陆的动向，毋宁说是为了夯实己方的刻板成见，以便继续偏安一隅。

港人的“想当然”，还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曲解上。所以，才有了“23条立法”风波，以及对于人大释法、国民教育和行政长官实质任命权的习惯性对抗。从这个层面来看，虽然香港在政治意义上已经回归，但人心始终未完成回归。

香港精英被殖民意识锁住

虽然香港由700多万港人构成，但主导整个香港运作的，还是数量庞大的公务员、政客及精英群体。但原本应该成为推动香港社会健康运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政治精英，却成了被殖民地意识形态束缚、捆绑最为深重的群体。

港英政府时期，英国在香港系统地开展了殖民地教育，最终培育了香港的西化的本土文化，从而在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将香港与内地隔离开来。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并没有推动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继续进行“文化再生产”。以至于香港精英普遍认同西方世界，认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香港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大都市，则普遍缺乏认同。

正是因为未完成“去殖民化”，同时也缺乏认同，所以香港政治精英群体自身的思想意识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出于对民众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强烈诉求的反馈，香港理应追求公平而非效率；但另一方面，因为香港一直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所以为了最大的政治正确，又必须退而求其次，何况香港本身的架构也不是那么照顾社会公平。

为了虚无的政治正确，而弃多数港人的福祉于不顾，这样便产生了香港最大的现实，也即在经济和身份归属上始终游离于国家，认为自己从属西方价值联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在西方中心论的指引下，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西方体制优于中国体制。世界文明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归宿。

香港需要“去殖民化”（图源：Reuters/VCG）

这种思想认知，很具体地体现在日常经验中。回归早期，很多香港人揣着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出去遇到事情找英国领事馆，被拒之后才想到了中国领事馆；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一些香港人还写了请愿书，意图参加脱欧公投投票，结果又被告知非有投票权的公民；占中期间，除了反对派一些人拿了具体的利益之外，还有很多人还期待着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这也加速了北京强势介入的脚步。

被殖民和资本幻梦锁住的香港政治精英，既无法解决香港社会普遍面临的阶层固化、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法真正完成“睁眼看中国”，更遑论“睁眼看世界”。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搭中国经济的顺风车向上发展时，比如韩国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新加坡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欧洲、拉美、非洲等纷纷倾心于“一带一路”战略，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香港，不仅没有努力搭上这趟顺风车，而且在中央想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其拉上车时，香港有时候却主动选择了“跳车”。“一地两检”上的僵持就是香港本地政治捆绑和反对与国家之经济融合的体现。

这样的选择背后，暴露出了香港政治精英的局限与狭隘。香港在昔日的经济腾飞不是资本主义的丰功伟绩，它除了因为港人的聪明勤奋，更仰赖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封闭和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香港都找准了自己的角色。现在，中国的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因为世界经济的区域性整合不断加速，放眼整个东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如果不善于跟在该区域握有主导权的中国大陆处理好关系，其经济发展都没有前途。

具体到香港，整体经济转型怎么实现？整个社会的前途在哪里？将中国大陆这一唯一的选项排除在选项之外，不积极借助中国大陆这个母体，不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接，光靠香港自身在内部辗转腾挪，问题只能继续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