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 已经变成一个警世故事

　　20年前香港回归中国时，外界认为中国也许会以它为榜样，有一天变成它的样子：繁荣、现代、国际化、享有法治的广泛保护。

　　有人担心，这样一个地方如何能在实行威权主义的中国生存。但即便在北京开始侵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自由后，它亚洲管理最佳城市之一的名声仍得以保持。

　　这些依然是事实。但在周六的政权移交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认为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十字路口，中国可能想要效仿它——的想法正在迅速消失。

　　北京支持的香港领导层和亲民主的反对派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严重影响了政府制定艰难决策和完成重要建设项目的能力。

　　夹在对立的治理模式——北京发出的号令和本地民众的诉求——之间，当局放任问题恶化，包括经济适用房屋危机、问题丛生的教育制度和一条延迟的高铁线路。

　　很多人说，围绕香港的政治未来展开的斗争让它陷入了瘫痪，也许还会使它注定衰落。因此，香港越来越不被当作中国未来的样板，而是作为一个警世故事——对北京及其盟友而言，是提醒它们注意民主的危害；而对反对派来说，则是警惕威权主义的危害。

　　“徒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曾在香港回归前后担任港府二号人物的陈方安生(Anson Chan)说。她将香港的问题归咎于北京的干涉。“我们的门口站着一个庞大的巨人，”她说，“不管这个巨人做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太会去质疑。”

　　也有人归咎于更广泛的因素。他们把矛头指向反对派的不愿妥协和一些削弱政党的政策，比如多议席选区制让一些激进候选人只需少数票就可以获胜。

　　“这种政治气氛会破坏许多原本可能会出现的创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胡红玉(Anna Wu)说。

　　计划多年的高速铁路香港站到现在还没完工，而中国其他城市的高铁已经开通多年。

　　香港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但它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在拖延了15年之后，一个有意与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分庭抗礼的文化区终于开工，但接下来，立法会的拨款也有可能受阻。

　　人们普遍不满于学校热衷考试，致香港学生在与大陆学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不满并没有转化为教育改革。飞速上涨的租金和房价引起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但港府至今不知如何应对。

　　香港曾以速度和效率著称，每隔几年就建造一批巨大的规划社区，里面提供大量的公共住房。但是自英国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的管辖权交还给中国后，香港再也没能再做到这一点。

　　从许多方面讲，香港依然是一颗明珠，一个让人很难不喜欢的地方，也是让这里的740万居民难以离开的地方。

　　如狭长丝带一般的滨海摩天大楼背后就是被树林覆盖的山坡，这些地方被当作郊野公园保护起来。从景色壮观的维多利亚港和金融区沿着山坡走10分钟，就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南海海景。沿着湖泊和瀑布蜿蜒延伸的森林小径上，钢筋和水泥渐渐消失。所有这些景色距离香港巨大而高效的机场都不太远，而机场只是香港著名的交通网络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地铁、巴士、有轨电车和渡船。

　　但这座机场是在香港回归之前由英国人建造的。那些真的让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如此：独立的法院、广受尊敬的行政部门，以及自由的媒体。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这些状况得以保持。当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之时，这项制度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权。然而，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多地干预香港事务，恐吓甚至绑架被认定在挑战其利益的人，这项制度已经被削弱。

　　2014年末爆发的要求自由选举权的雨伞运动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当时活动人士控制市中心多条街道长达11周。但随着香港民主发展进程陷入停滞，针对中国大陆的怨愤情绪在香港蔓延开来。

　　今年春天，林郑月娥(Carrie Lam)被一个由大约1200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选为香港新任特首，这些委员大多是听从北京指令的盟友。

　　在她之前的几任特首绕开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小心翼翼地既不想惹到中国领导层，也不想激怒香港民众。批评人士表示，与此同时，有限的公众问责使香港官员中出现大量不称职乃至贪腐的行为。前一届政府的一、二号人物都因此遭到腐败指控而受审。

　　香港立法会议员大多为北京的盟友，因为这70个席位中有一半是由大多忠于大陆政府的利益集团选出的。不过另一半是选举出来的，想要实现更多民主的议员，赢得了这些席位中的绝大多数。结果就形成了现在的僵局。

　　在支持民主的阵营，也有一种代际转换在发生。选民们替换掉年龄较大、较务实的政客，代之以更年轻的候选人，后者更强硬地反对共产党当局，愿意进行全面的抵抗。去年末，北京曾介入香港事务，阻止两名支持港独的政治人士取得立法会席位，此前两人修改了自己就职宣誓词，以示对中国统治的抗议。

　　依据立法会的规章，任何三名议员都可以通过拉布拖延行议程数月。在过去两年里，亲民主阵营中的各种团体曾多次使用这种战术，由此导致议案积压，甚至连一些没有争议的项目也遭到延误，比如港口清理计划。

　　双方都认为，如果不做出某种政治上的改变，香港将变得难以治理。但他们无法就改变什么达成一致。

　　民主人士想要一张明确的实现普选权路线图——北京曾在2007年承诺“可以”在2017年实行普选，即开始直接选举香港特别行政行政长官。他们表示，只有政府对民众负责，它才能获得授权，解决这个城市面临的各种挑战。

　　但支持北京的人士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太多了，而不是太少。

　　即将卸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Shiu Sin-por)表示，亲北京的议员必须摒弃传统，对拉布采取强硬手段。

　　他还想取消许多高层官员享有的公务员保护，改为与之签署可续期的短期合同——这会让他们更好地对北京负责。

　　“里面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会一直拖到退休，”他说。“选举会改变这种状况吗？不会。”

　　作为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深权力中间人，邵善波警告，如果香港继续保持这种政治僵局，将会跌出世界最伟大城市的行列，最终沦为摩纳哥那样的城市，即富人避税的天堂，除了金融服务和零售之外几乎没什么产业。

　　即将在周六宣誓就职的林郑月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更难解决住房、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问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她也表示：“如果明天就开始普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吗？我觉得不会。”

　　从许多方面讲，香港作为一座城市的境遇要比它的居民强。自回归以来，有超过100万大陆人移居到这里，为香港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他们的活力与才能。但新来者的成功，有时是以牺牲在本地生活了更久的人为代价的。

　　现在，大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在积极招募大陆人，而非本地居民——后者说的是粤语，不是大陆使用的普通话，而且他们往往缺少在大陆赢得交易和发展壮大所需的关系。

　　语言问题对香港教育制度构成了挑战，这里试图教授三种语言——英语、普通话和粤语。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毕业生在英语和普通话上不及来自大陆顶尖学府的学生。

　　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却受困于香港难以驾驭的政治，因为有人疑心北京想破坏香港本地的身份认同，或限制西方对这里的影响。

　　与此同时，政府也拒绝接受缓解高压考试文化的提议，这种文化是引发大量公众不满的一个源头。相反，政府试图将“爱国”内容引入课程，这在取悦北京的同时，却激怒了香港的学生和家长。

　　大陆人大量涌入，将这里的房价推至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世界上居住成本最高的地方之一。最近单单是一个停车位都卖到了66.4万美元。

　　不断飙升的房价和租金尤其给中产家庭和更年轻的居民带来压力，助长了他们对大陆人的怨恨情绪，正是后者将大笔资金投入了这个市场。政府采取的遏制投机的措施没能阻止这些投资者，他们中有许多在寻找将资金从大陆转移出去的安全方式。

　　根本的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为存在土地纠纷，在香港北部乡村区域修建大型住宅区的计划几近停滞。

　　依据一项始于殖民时代的政策，香港传统村落的家庭被授予长期拥有土地的权利，由此导致郊区杂乱扩张，令集中大片区域开发变得十分困难。政府可以迫使这些家庭出售土地，但他们担心这会引发抗议，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社区的领导者基本都是北京的支持者。

　　在其他地方建住宅区的计划也被搁置。将郊野公园的外围改建为公寓楼的打算遭到环境保育人士的阻拦，而开发商提出的土地回收补贴和修建成千上万亩人工岛的争议性计划，又让政府担心成本过高。

　　“香港有土地，但我们缺少可开发的土地，”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Anthony Cheung)说。他指出，人人都希望有更多房屋建起来，但没人希望它们建在自家隔壁。“我们仍需争取本地社区的支持。”

　　不过，鉴于政府非常不受信任，想要获得这类支持并非易事。一些社区和环保团体提起的诉讼，已经让一系列所需土地远远少于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有所延迟。

　　举个例子，由于在获得土地方面遭遇了政治挑战，计划中全长16英里（约合26公里）的高铁线路将全部建在地下。这让该工程的成本增加了很多倍。不过，就算开挖隧道只需让一个不到100人的村庄搬迁，民主活动人士还是和村民一道举行了拖延项目进度的抗议活动。

　　向市中心在建高铁站派驻中国移民官员的提议也引发了争议。批评人士反对大陆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布设更多安保力量。他们提及了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中国官员现身香港，绑架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几名书商，他们卖的书里有的讲述了大陆官员的香艳故事，还有一名对共产党权贵的财务状况有着罕见了解的大亨——并在没有合法权限的情况下将其带到大陆。

　　“这会被人当成幌子，去制造严重的漏洞，从而让大陆官员得以在香港境内实施大陆的法律，”立法会亲民主议员朱凯迪(Eddie Chu)说。

　　随着政治角力在香港持续上演，一些人正在离开。台湾是一个颇受青睐的目的地，这片实施民主制的欣欣向荣之地有更便宜的楼市，以及不受北京胁迫的媒体——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媒体。

　　现年43岁的创业者帕特·杨(Pat Yeung)说，她于今年夏天搬到了台湾——在此之前，她看到一个朋友为帮助子女摆脱学习压力极大的学校而移居那里，她还遇到过另一对为寻求更便宜的住房而搬过去的夫妇。

　　在商业竞争无休无止、政治氛围日渐暗淡的香港，帕特·杨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三年前，北京给了香港这样一个方案：香港居民可以选举特首，但只能从一份得到提名委员会首肯的候选人名单里选——该委员会受北京控制。亲民主力量拒绝了这项提议，坚持要求进行不受此限制的自由选举，北京拒绝让步，从而引发了名为“雨伞运动”的抗议活动。

　　对香港来说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各方都让妥协的机会从手边溜走，固执己见地不肯退让，进而催生出旷日持久的僵局。

　　亲民主阵营的最大错误或许是，认为当时上台快两年的习近平有意带领中国走向更多元化的未来。

　　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说，他当初怀有这样的希望是因为他见过习近平的父亲，一名被认为比毛泽东的大多数将领更开明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还有人提到习近平在中国东部省份福建和浙江出任领导职务的履历。资深民主倡导人士郑宇硕(Joseph Cheng)说，习近平在那些地方采取了一种温和的路线，竭力吸引香港的投资者。

　　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曾主导对港政策，当时有人怀疑，他的强硬立场反映了习近平的想法。

　　不过现在毋庸置疑的是，发号施令的是习近平。在他上台将近5年后，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威权主义者，把政治自由化视为一种威胁。

　　北京似乎不太可能给香港一个好过三年前的方案。北京长期以来的盟友、最近刚从立法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曾钰成(Jasper Tsang)说，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态度很强硬。

　　“有人告诉我，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他说。

　　张德江于上月到访澳门——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目前是中国的一个博彩业中心——对那里赞赏有加，言谈中透露出他认为澳门是香港的榜样。

　　一些香港人颇为惊诧，因为澳门向来唯北京马首是瞻，并且存在长期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对工会和其他独立组织缺乏容忍。

　　人们现在担心习近平对香港的未来也是这么看的。“如果这个看法源自他，”李柱铭说，“我们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