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地缘政治的未来》网站发表该刊分析员马西（Matthew Massee）的文章说，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取消了轨道交通项目，包头市取消了已经开建的地铁项目。这是北京竭力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最新举措。但由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往往和地方政府不一致，北京将面临后续的问题。
2015年，中央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鼓励城市建设铁路线等新的基础设施。但北京当局 后来开始淡化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代之以新的战略布局——要求城市优先控制财政风险，为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创造更高的生活质素。为兑现新战略，北京将更严格地审查固定资产投资，贯彻现有的环境规章，推行年度物业税等。
但绝大多数地方官员更关心自己的升迁，而不是治理所在的城市。因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共官员最可靠的升迁之途，主要仰赖其治理地区的经济表现和增长率，而不是靠民意。支持中央政府平抑急速增长的债务，无助于这些官员在党内的爬升。
但这个机制充斥贪污贿赂，而且长期受到容忍，和经济增长并行不悖。现在，不惜代价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财政风险管控成为首要任务。中共已经修订了党员提拔条件，集中考察社会和谐、生态保护、生活质素等方面的政绩，这些都是很难量化的东西。
代表中央政府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向批准大规模交通运输基建项目，现在却开始打击固定资产投资。发改委的新措施，令那些靠交通基建项目推动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气馁。武汉、襄阳、烟台的官员对《财新网》说，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推动自己计划的项目了。
发改委之所以能够对地方政府的大规模交通基建实行某些控制，是因为项目需要向国有银行系统融资。但在治理污染方面，北京就难以控制地方政府了。例如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地方政府操控空气质量数据，堵塞污水排放使水质达标，伪造会议文件瞒骗北京当局。地方税收来自于生产，这就迫使地方政府为保稳定的税收而忽视环境污染。
中国的发展商购入土地时，根据土地的租期偿付土地税。当发展商出售土地上的物业后，则由业主偿付土地税。这就是说，地方政府租出土地后相隔两到四年，可获得两大笔税金。这种税收机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鼓励业主囤积房产待价而沽。地方政府从这种机制大获其利，因为高房价意味着更多的税收。2016年，土地发展的收入占中国地方政府总收入近30%。在某些城市，更达到总收入的50%。
2017年，评级机构穆迪估计，中国GDP的25-30%，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最终需求有关。大量工作职位也仰赖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国官员照例要调到不同的省份和城市工作，他们对地方政府财政的长期稳健并不关心，更感兴趣的是迅速销售土地，以及保持稳定的就业率。因为这些才有助于为他们的个人表现增光。
中国开始面临经济放缓和债务飙升问题，然而解决之道却难以推行。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是解决方法之一，但地方政府官员仍然有某些动作。地方一级的阻碍不一定削弱北京的改革意志，但显然会使前路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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