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合法合理的斗争，才能教训那些不怀好意、肆意捣乱的人，使他们不敢轻易造次，否则，一味妥协退让，姑息纵容，势必弄巧成拙，埋下祸患。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纷纷扰扰，乱象丛生，固然因为港府管治无方，尤其是律政司有法不依，也因为中央政府一度放任自流。正如内地官媒指出，中央在回归初期采取非常宽容忍让的态度，对香港出现的争议和反对声音，往往不作深究或以“退一步”的方式处理，实践证明这种处理方法有不尽理想之处。
事实上，没有原则性的宽容退让，等于姑息养奸，不仅仅是“不尽理想”这么简单。从当年二十三条立法半途而废，到近年反对国教、阻挠政改、占领之乱、旺角暴乱、宣誓闹剧、港独蔓延、狂嘘国歌等等，一乱未平一乱又起，反中乱港势力有恃无恐，港独分子气焰嚣张，不就是港府姑息纵容、中央宽容退让所造成的恶果吗？如今反对派更是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只讲两制，不讲一国，将所有中央关于香港的决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动，都冠以“干涉香港内务”的帽子，连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CEPA这些明显对香港有利的事务，也被他们形容为洪水勐兽，高铁一地两检更被说成“割地卖港”，反对派无理取闹，目的就是要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面对濒临失控的局面，中央不得不改变对港政策，由放任自流改为强调全面管治权，而要真正落实全面管治权，一般认为首先必须完成二十三条立法。毫无疑问，香港已回归二十年，二十三条立法仍遥遥无期，不仅很不正常，而且留下法律真空，令反中乱港势力有机可乘，成为许多乱象的根源。但反过来看，假设二十三条已立法，填补了法律真空，是否表示从此天下太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的价值在于落实，在于执行，如果当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会沦为一张废纸。
所以说，香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二十三条是否立法，而在于港府有法不依，占领之乱就是最典型例子。这场严重破坏法治、几乎令香港万劫不复的大型动乱已结束三年，除了少数无名小卒被检控及定罪之外，主要搞手及黑手包括汉奸黎等人依然逍遥法外，即使戴耀廷等祸首被落案检控，也因为法律程序缓慢而令其迟迟未受到法律制裁。难怪这班人有恃无恐，一时煽动“违法达义”，一时鼓吹“风云、雷动”，简直是无法无天。
对于这些乱象，律政司绝对难辞其咎。作为专责法律事务及刑事检控的部门，律政司非但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反而不断姑息纵容，甚至采取双重标准，抓小放大，凡是有外部势力撑腰的，无不退避三舍，既不敢摸老虎屁股，也不敢碰走狗尾巴，以致出现“反中乱港有运行，爱国爱港无前途”的荒谬现象。
古人说：“处其位不履其事，则乱也。”正因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没有履行本身职责，才导致法治根基不断受到冲击，占领之乱、旺角暴乱、港独风波等等，都是在其任内发生，他不仅没有处理好相关检控工作，反而一再充当保护伞。如今更临阵脱逃，丢下一大堆烂摊子，连高铁一地两检及《国歌法》本地立法也置之不理，令人见识了何谓“为官避事平生耻”。
事实证明，香港至今依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归，高高在上的还是港英馀孽，呼风唤雨的还是洋奴汉奸，司法等刀把子还是掌握在抗拒回归那班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二十三条立法，也只能沦为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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