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二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大落后，完全没有方向，新动力匮乏，已被广州、深圳追赶上来，原因之一在于香江府衙一直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吃老本混日子，看不起社会主义治下的广州、深圳，认定香港的资本主义必然优越，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年广州、深圳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上做了甚么。香江反对派则把全部心思用在如何“隔绝中港关系”上，用在如何“防范河水”上。香江府衙尤其是内部的港英馀孽对此呼应配合，二十年来当局从未制订香港面对全球及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形势大变，应当如何明确自身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和提升新发展功能的基本方略。
反观广州、深圳这些年不断与时俱进，极为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方向，不断提升经济结构和城市社会转型，跑上快车道。例如广州在经过一系列多阶段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商贸中心”，更多的汇聚了全球的货物流、人流之后，又制订了广州要成为枢纽型网络城市，“汇聚更重要的资金和智力（技术）要素，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高端要素配置枢纽”的宏大方略。如此高瞻远瞩又实实在在的制订发展方略，推动经济和社会向前，香江府衙是连想都没想过的，更无此眼光、格局和胸怀。香江府衙的鼠目寸光、小家子气，尽显“港人治港”之无能也。
香港回归之后，承袭港英传统，每年府衙如何工作只有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从来没有长远规划、大计和方略，也不知道这些为何物，因为“英夷师傅”没教过他们。英夷统治香港奉行所谓自由市场和不干预方针，只懂“活在当下”的管治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甚么补甚么，多甚么减甚么，且自以为天下最叻，乃谈笑用兵，带出的自是一班更加不知所谓的庸劣之徒，香江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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