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更像是对中共透露新时代雄心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强烈回应：两国同时进入一个新时代并为各自的战略目标进行激烈竞争。但这份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合作的报告显示出美国已经在逐渐失去信心。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增长而越来越强。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捍卫“美国第一”，就像他所说，“之前美国处处为别人着想，但现在美国要为自己而活”。报告认定中俄两个战略竞争者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摧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加掩饰的霸道，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采取一切损人利己的办法巩固霸权地位，包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台湾等战略敏感区域激化矛盾，让中俄陷入地缘政治泥潭，美国则趁机推销军火与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动荡带给美国的“稳定红利”。
经常赞叹中国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学习中国的“聪明做法”，韬光养晦，并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认定经济才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复制他想象中的中国发展方式与重商主义，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卸掉一些政策约束，比如降低环保标准、放松监管、减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等等，为此他抛弃了美国长期主导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游戏规则以及“华盛顿共识”。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中国向上走，美国向下行。至少在市场建设等方面，中国正在向美国靠近，而美国则学习中国，两个对手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从高到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国则举步维艰。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拳击赛。中国不应该由此动摇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冲击所干扰。
应当说，特朗普主导的美国转型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驱动，也有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主动或被动地冲击中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再平衡”就已经启动，即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再平衡。2013年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美国风险”》就指出，“正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并将长期遭受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
逻辑上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再平衡，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向高端领域升级，再加上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美国担忧中国转型成功后，美国将丧失在高端产业及经济规模方面的优势地位。
不过，奥巴马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导而不是主导，在推动中美之间的再平衡方面，则想通过制定新游戏规则，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则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国内及中美之间用“推土机”加速再平衡进程，或许他因深感规则对美国不公而不加掩饰，或者认为中美竞争时间不站在美方一边而着急。
人们评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总是拿他与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比较，尤其是其减税政策。里根时代面对的是滞胀难题，而特朗普需要改变的是经济结构，实现再工业化，收敛收入分配的差距，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并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硅谷与华尔街，即高科技与金融业，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从中受益颇丰，但是，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并不会创造多少就业。特朗普想要改变这种结构，实现更多的自给，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
里根为治理滞胀实施了三项政策的组合：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减税。紧缩货币让整个宏观环境趋于稳定，放松管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并鼓励了市场竞争；在宏观稳定与市场空间扩大的基础上，减税激励了企业更新设备与投资，让美国进入一个“大稳健”时代。这三项政策是有机的组合，美国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长期滞胀挤压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里根成功地把空间释放出来。
但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已经充分自由，他能放开的管制只有环保、金融等领域，美国也不存在通胀或通缩，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什么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场增量空间。特朗普减税所激励的投资，不过是他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一个相对低端的“增量市场”，即制造业的进口替代，以及由基建更新带动的上游产业。由于美国在这些行业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这些需求在未来的可持续存疑，那么，其减税政策带来的激励效应可能并不会太大，也不会太持久。
特朗普政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主要是其贸易保护政策，但两国在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一定会处于下风。“特朗普冲击”主要是间接的，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潜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国短暂受到刺激的经济可能会对中国产生虹吸效应，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人民币资产已经高估，收益率也不断下降，宏观环境与经济预期处于比较脆弱的时期。资本外流已经是中国长期挑战，美国因刺激经济而导致的繁荣，可能会加速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从而对中国资产价格与市场利率产生更大的压力，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防风险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受到贸易战伤害进行产业转移的现象。中国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导致制造业不堪重负。中国制造业出口大部分是由贴牌生产（OEM）企业与设计代工企业（ODM）完成，它们掌握着发达国家市场的客户资源，而后者更有技术优势。为了避免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伤害，这些企业可能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这会加速中国一直存在的“去制造业”趋势，未来中国想要“再制造业化”将比登天还难。
第三，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以让美国重现短期繁荣并加速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兴起，那么，美国就会在结构转型升级中领先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将遭遇极大的挑战。里根时期放开管制与鼓励竞争，推动军民融合，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革命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的技术革命走在中国前列，但硬件制造主要依赖中国，一旦美国实现“再工业化”，或许美国将实现“软硬”结合的经济结构，巩固其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一轮大国经济改革竞争与1980年代极为相似，不过，中国面临的挑战类似当年美国的滞胀。中国需要通过稳定宏观环境（控制货币），以及打破管制、垄断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释放出被挤压的市场空间与效率，而降成本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现在，中美两国市场的各自预期完全不同，美国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型叙事”本身就会让中国处于劣势，如果不能稳定宏观环境，不能尽快制定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不能改革旧的制度，不给出一个确定的政治与经济预期，中美之间的竞争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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