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一些全球竞争优势，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具有全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产业链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些优势迫使美国加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

　　但是，中国也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严重抑制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优势建立在一个障碍性体系与破坏性结构之上，局部优势随时会因为系统堵塞与结构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这些优势可以为自己打气，但不要过于认真。

　　中国若要推动经济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发展，必须让整个市场基于明确的法律、程序之上运行，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公平竞争。现在，中国经济正在从“发展型”向“调整型”转变，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则从“扶持型”向“管理型”转变。“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说达到增速目标；“管理型”关注的是市场效率，政府为市场守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政府扶持的发展型经济体，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是制定经济活动的具体法规和程序，后者只是“改革事业”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异化成让政府可持续操控经济完成政治目标的行为。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宏观调控。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的增速目标（如8%），低了就刺激总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频繁修改政策。

　　这种过度追求短期目标的做法大大延缓了构建法律和市场监管制度的进程，甚至频繁调控有时对已有制度和法律进行了破坏，市场称之为“开倒车”，市场主体与市场行为被迫跟从“政策调控”而广泛短期化。长期的宏观调控文化导致债务不断积累，抬高经济宏观杠杆率；制造大量低端过剩产能；经济结构日益恶化；经济成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越来越低，投资收益率逐渐下行；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财富分配呈现马太效应等等。

　　这种效果导向且不注重规则的经济运行方式，让经济管理部门天然缺乏应对重大突变的能力，各自为政的文化在面临系统性问题时职责划分不清，需要最高层级的官员发出指令与协调，损失了巨大的应变效率。而市场体制的优势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应变效能，因为规则、程序以及行政职责的清晰，有助于促进对非正常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处理。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处理股市波动与抑制地产泡沫时已经暴露出这个弊端，而美国则能够成功应对“次贷”危机这种百年一遇的挑战。

　　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转型的正确方向，在过去几年先后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发展理念等等，努力扭转落后的体制与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形成为全党的纲领。但是，要改造这个庞大体系，不仅要做思想工作，还要做组织准备，耗时太久。当前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存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以及正在被触动利益的官僚体系。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简政放权”那么简单，效率导向不是给市场自由或减负，而是制定透明、公平的法律与规则，并时刻捍卫它们。但是，中国体制的实质不是规则和制度，而是延续两千多年已经渗入血液的集权文化与等级文化。改革制度容易，改变精神与文化太难。

　　现在，中国政府继续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建立于法治与信用基础之上的，假如没有政治改革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仅仅要求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地位，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市场不可能单独实现和享有自由和平等，市场的独立地位也不可能由政府赋予，而应该是法治的结果。

　　事实上，也正因为改革事业没有遵循先立法设规、然后充分授权的程序，官僚体系中的改革者即使想要积极参与、落实改革决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是僵化执行“政策条款”，因为他们担心为试错承担责任。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管理机制的确发生了一定的异变，这不是制度创新或者改革试错，而是由某种动机驱动的机会主义。在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受到广泛抨击，尤其是留下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使得中央政府采取刺激性政策的正当性与能力受到限制之后，“宏观调控”这个词汇逐渐退出政府文件，拒绝大水漫灌成为“政治正确”。

　　但是，调控的思维依然主导，而且更加大胆。政府首先以促进经济转型为名鼓励金融创新，这是在美国刚刚因金融过度创新酿下“次贷”危机之后做出的冒险性政策。金融创新释放出了魔鬼；同样以支持实体经济为名刺激牛市的做法搞成了一场闹剧，投入巨额维稳资金救市才避免了更大灾难；最后，向居民部门转移杠杆的不良动机，导致楼市出现史诗级别的泡沫，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基础”，并让发展和转型变得更加艰难。

　　政府避开财政约束，试图利用金融工具与市场刺激增长的做法，被某些人利用而成为一次次巨大的投机盛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掠夺性狂欢，而狂欢之后是大规模的资产转移、资产价格暴涨、居民杠杆率大幅攀升以及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市场遭到史无前例的扭曲，整个市场的价值观出现全面崩坏。

　　一方面，中国加速在各个领域进行顶层改革设计，包括国企改革、开放型经济、创新驱动等等，推广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市场层面“开倒车”现象越来越多，“越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市场环境遭到破坏。这种背离是如此明显，而且长期存在，是宏观环境动荡以及市场预期恶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将其行为与改革理念统一起来，停止瞎折腾，稳定宏观环境，安抚市场预期，改革就会不再被人信任，市场会自行溃败。这将印证当年美国总统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

　　持续的宏观动荡严重冲击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制造业。2008年后，由于大幅刺激经济的缘故，中国劳动力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大幅增加了企业社会保障支出，人工成本无法抑制的长期上涨带来了现实压力以及悲观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环境又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包括利用金融市场刺激带来的巨大动荡与后遗症，汇率的波动，金融创新与“钱荒”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基层在环保检查过程中的粗暴，基层政府在财政收入减缓背景下的搜刮，去库存、去产能引爆资产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等等。

　　这些行为大幅抬升了实体经济的制度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材料成本。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样，其他成本的上涨也不是市场的结果，而是政府持续刺激带来的价格扭曲。在效率没有提升的前提下，由于宽松货币政策的缘故，要素价格被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不断抬升，导致正常企业高成本运行，利润率不断降低，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民间投资增长率出现长时间下滑，影响经济下行，而这又会迫使政府想方设法刺激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中国非正常且长期性的成本抬升不会让企业将压力转为动力，“无序的大动荡”根本没有给企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企业只能为活命而疲于应付，也没有多少利润支撑创新。虽然重视绿色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环保检查一刀切的做法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造成整个产业环境持续动荡不安，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过去几年，政策主要关注国企扭困和新兴产业创新，制造业成了没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导致房价暴涨，去产能使上游商品价格大涨，与此相对应，居民杠杆率大幅提升，企业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市场能够清楚感受到，政府总是选择执行那些有利于政府、国企利益的政策，让大众与民营企业承担成本。市场的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任由政府如何宣传改革如何伟大都无法改变。现在，为了树立改革事业的权威，政府应该将稳定宏观环境和降低成本摆在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样重要的位置，实现首尾相顾。否则，在美国减税吸引制造业的国际大背景下，对“世界工厂”地位过度自信而忽视制造业的困境，会遭遇“温水煮青蛙”式的悲剧。

　　中国应该改变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长目标而不停调控的经济管理方式，管住货币的总闸门，逐步将严重抑制中国经济活力与潜力的房价降下来，改变要素垄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要素配置结构失衡的现状，打破“成本上涨永不停”的市场预期，避免更多的企业家与工人逃离制造业。成本不停上涨、企业利润与经济效率不断下行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持续数年的状况已经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健康，趁着还没有动摇根基，亡羊补牢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