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共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制，引发舆论广泛讨论和关注（图源：新华社）
自十九大喊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中共终于又赶在两会前抛出"深水炸弹"——罕见地紧急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并建议修改宪法中对于国家主席任期制的限制条款。
三中全会罕见于2月份召开，可谓突如其来，虽然从目标取向——为紧随其后的两会做准备来看，也在情理之中；可对于修宪，尤其是舆论聚焦的国家主席任职期的修改，在官方正式公布之前，早已是风声遍地，但待到最后一只靴子落地，还是迅速搅动了一潭春水。
防火墙内——有人欢喜有人忧
防火墙内，自不必说，中共官方媒体率先占据舆论阵地，谓之今次的修宪是理性的选择、信仰的力量、历史的必然，如中共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社评所言《坚定支持中央修宪建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抽象引导之外，也有具体的破与立。欲破的，是外界对于"任期制的修改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的误读；欲立的，则是现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的健全、有效性。
而在民间，也早已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力挺者不吝赞美，称"习近平威武"、大气魄，修宪乃是时代要求；批驳者则直言修改任期制是开历史倒车，为中国再次埋下动乱的种子，习皇帝等暗语也纷涌而至。至于学界，尤其是自由派群体，昔日敢言者自觉无话可说，故而沉默，一贯保守者不愿妄议惹事者，则继续明哲保身。总归两股舆情亢奋、碰撞了一番后，很快偃旗息鼓。
面对如此之变，墙内舆情何以快速熄火？其中既有舆论监管的因素，因为自官方投出这枚深水炸弹后，舆情管控便进入全方位密集布控状态，也有中国舆论生态一贯来去匆匆的"周期律"使然。因为任何热点事件，大至今次修宪调整国家主席任期制，小到王宝强的婚变，很快会被最新的事件覆盖掉，毕竟比起宏大且难断真假的高阶政治，人们真正关心的，还是关乎吃、穿、住、行的生活本身。
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满足感"、"获得感"，其实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政治高压下的严重收缩与异化。犹记得在中共十八大前后，人们如何被薄熙来事件牵动着神经，随后到来的微博同步直播庭审，更是掀起了全民关注高阶政治的热潮。可很快地，为服务于政治生态的优化与经济新常态的调整，舆论管控进入新周期，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主动或被动地随之骤减。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就交给庙堂之高，其余人等勿须妄议指摘，且去享受购物的狂欢与新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罢。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次防火墙内面对修宪从亢奋激越到偃旗息鼓的迅速流变，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既是十八大至今前所未有的舆论管控之果，同样也是公民社会与言论空间一再萎缩之因。果与因经此一番"共振"，庙堂与江湖的真实距离，变得更加难以丈量。
防火墙外——反感且恐惧着
再看墙外。虽然尺度明显比墙内大得多，但聚焦点却也不外乎两点，且字里行间带有西方世界一贯的先入为主与意识形态色彩：其一是修宪后习近平必然的连任甚至终身制，也即"第二个毛泽东"，如《华尔街日报》设题《中共修宪建议为习近平无限期掌权铺路》，路透社直言《中国为习无限期连任做准备》，《金融时报》亦忧"邓小平曾试图使中国的政治正常化，防止出现下一个毛泽东，但现在我们正见证着他的设想的终结"；其二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可能导向的世界级影响，如日本《朝日新闻》所议"中国政治体系的巨大转机"，《华盛顿邮报》判断"这将改变中国政治的轨道"。当然，此两点之外，王岐山的最终去向，也始终参半其中，挑拨着各方的神经。
其实透过墙外聚焦的"表象"，不难嗅出弥漫于西方世界的浓烈情绪：反感且恐惧着。之所以反感，是因为习近平此举与西方奉若金科玉律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南辕北辙，意味着"一个人说了算"拥有了无可指摘的正当性；而之所以恐惧，则是无限趋近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在习近平这一政治强人的带领下，正在全方位地颠覆着既有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
虽然相较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虚职，但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的继续连任，显然加剧了西方世界的担忧与恐惧。而这样的担忧与恐惧，也暴露出西方世界面对中国之变时的诸多"看不懂"：太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中共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历史；太用西方传统和意识形态来定义、理解今日中共的修宪举动；亦无法理解习近平利用短短五年时间构建起来的范式转移之地位的意义。鉴于这样的"看不懂"，所以习近平这位自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如果五年之后再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对西方世界来说无异于一场世纪噩梦。
可噩梦归噩梦，一边焦虑一边恐惧的西方却不得不承认一个既定事实，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在西方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仍然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制度，它可以在权力高度集中与经济快速发展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经过实践检验，已经不再是几年前仅仅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而是已经可以开始逐渐延伸到政治层面。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可能拓展出的发展模式寄予厚望，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走老路容易，趟新路难，何况中国的每一次捧出的"礼物"，都可能遭遇国内的不满与国际的批评。毕竟，以中国国情之复杂，体量之庞大，此阶段任何形式和程度的进取，都可能需要以严格的社会控制作为前提，否则"一放就乱"。而在世界被西方主导了这么多年的今天，中国于外交场合的初露锋芒，即便出于良善的目的，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仍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仇敌忾。
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所以墙里墙外还在"痛"，说明仍然有一些地方"不通"。这样的"痛"与"不通"，经由这一次的修宪尤其是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改得以最大形式呈现，这不是第一次，短期内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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