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幽灵”似乎依旧挥之不去。在中南海不断宣示其彻底现代化改革决心的同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频发的事件，却一次又一次的暴露出，那些无意义的“左”“右”偏执在怎样撕扯着中国。
北京时间11月8日，一条地方新闻几乎是爆炸式的，迅速轰传中国舆论场。
据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报道，该市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消息，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是高考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
报道称，政审就是对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现实表现进行考核，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以及学习、工作等表现作出全面鉴定。
特别引发舆论反弹的，是重庆市规定了三种政审不合格情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说后两者尚在可理解范围内，则前者传递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显得有些难以接受了。这不禁让人生疑，在屡经政治动荡，吃了不少苦头后，意识形态执拗是否在重庆依旧如此根深蒂固。
前述新闻引起争议后，重庆教育考试院特意澄清称，所谓高考政审，是“记者写错了”，“重庆市严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做变化。只是记者的片面误读。往年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来的。一个字都没变。”
但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解开外界的核心质疑，即连坚定持中国官方立场的《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为此发文，他直说，“我个人谦卑地希望把这件事讲清楚，促进全社会的共识。”
所谓“共识”，就是要让尚未从怀疑乃至恐慌情绪中平静下来的中国人知道，那些盲目的、暴虐的、偏执的“左倾浪潮”，绝不会成为中共执政的主流，也绝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稍早前“民营经济离场论”一番喧嚣，使得社会信心震荡，最后不得不由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高层召开极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向社会释放安定信号。
如今“政审”风波骤起，嘈嘈质疑声背后，并不是某种图景式的“记忆犹新”，而是实打实的对于未来的恐惧。
至少在三个层面来看，重庆相关部门此举都是极不得体，甚至是极错误的。
其一，要认真审视，用前述政审来决定一名考生能否参加高考，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目前中国的受教育权只限定义务教育阶段，即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是受到宪法确认和保障的权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权也理应纳入其中，考虑到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况，对受教育权的再定义显然是滞后的。
其二，所谓“道德品质恶劣”和“有违法犯罪行为”，如何确切界定，标准又在哪里。
如果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强的且具备公信力的执行细则，那么这样模棱两可，一念生死在乎人情的规定，要么会形同虚设造成差别待遇，要么就会成为黑箱操弄、权力寻租的工具。
其三，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考核学生的准衡是否适合。这可以是检验中共党员的硬性规定，但不必普适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甚至也可以是考核某些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准则，但不必强加在未成年人身上。
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悲哀的是，他们（相关部门）常常并不理解人们为何恐慌。在他们看来，那不过就是一纸公文、一条规定罢了，不针对任何人。”
诚然，没有任何人被针对。但当黑云堆来、风声渐起时，人们担心的，从来不是风云突变，而是背后预兆着的倾盆大雨。
高考政审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但过去从来只是形式化的走过场，而今为何乍惹波澜，相关各方都要认真想一想。之于重庆，则该重新思考回答一个问题，“薄熙来模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影响了什么、型塑了什么，又会不会去而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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