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港人反抗《逃犯条例》的6·9反送中大游行，是2003年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七一大游行之后最大的一次民意释放，美加澳12个国家29个城市游行表示支持。正面临红色渗透威胁的台湾，却只有台北举办了一个400人的集会表示支援，未免让人觉得冷淡了一些。
香港人在忧虑什么？
香港社会各界以及多个欧美政府都在担忧，《逃犯条例》一旦通过，身在香港的任何人均面临被移交到中国大陆的风险。尽管港府强调移交安排有法庭把关，并称不会移交涉及死刑以及政治相关罪行的嫌疑犯，但这些解释无法消除香港各界对《逃犯条例》的疑虑。
这种疑虑，源自港人对北京政府的深度不信任。追溯这种不信任的养成原因，则是中国政府多年作为的后果。自从香港回归之后，邓小平当年许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日渐虚化，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次“反送中”游行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参加游行的人士，不少是商界、法律界人士，他们与建制派关系密切，一直是香港稳定的基础，他们这次起而反抗，是因为从《逃犯条例》中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经过修订后的《逃犯条例》，虽然取消了不少商业犯罪的移交，但贪污、走私、诈骗等罪名仍然列于潜在移交罪名之列。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主席佘继标接受BBC中文部访问时表示，香港商界对《逃犯条例》实施后的担忧主要是：港人到大陆投资，按照中国的潜规则给官员送礼，包括将他们的子女送至国外读书。现在，不少港商当年投资购买的厂房大幅升值，如果被国内有政治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盯上，又不愿以市价购买，如果他们伙同大陆的检控部门和法院，很容易罗织腐败罪名检控港商并要求香港移交大陆。
媒体业则担心白色恐怖来袭。这种白色恐怖早就存在，自从江泽民开始实行政治罪名非政治化的打压方针以来，香港出版业的罪名经常是“非法经营”。出版多本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晨钟出版社书商姚文田，2013年底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期间，在深圳被以“走私罪”拘捕并被判刑十年。香港政论杂志创办人兼香港公民王健民，被控“经营非法出版物”、“行贿”、“串通投标”，2016年被判入狱5年3个月，他在拘禁期间，被迫交待其杂志撰稿人身份和报导消息的来源。
港英政府留给香港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法治，一国两制的主要区分也在于法治。香港回归历经22个寒暑，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界线逐渐模糊，法治制度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但法律界早就对香港法治遭受大陆政治侵蚀忧心不已，人大释法、一地两检对香港法治的破坏早就成为香港法律界批评的焦点。自2014年开始，一连串社会运动和冲突引起的诉讼，包括黄之锋等人冲击政府总部、反东北规划冲击立法会、旺角骚乱到青年新政议员闯会议厅，被判囚的社运人士多达几十人，主张港独的社运领袖梁天琦、占中九子等人均被判刑，舆论视为这是对香港法治的践踏。
上述所有担忧，与其说是港人对法律本身的担忧，不如说更多的是对执法过程中的随意释法、执法的担忧，后一点恰好是中国执法的特点，让港人领教颇深。自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人不仅争取民主寸功未竟，就连原来享有的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也渐渐失去。其间缘由，不能归咎于香港人不抗争。事实上，香港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抗争，但一国两制赋予让中央政府对香港具有的管制权，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傀儡性质，让港人的努力得不到任何正面回应，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如今正面临一国两制威胁的台湾情况不同于香港。
香港应成为台湾的镜鉴
在台北，据说约400人参加了当地支援香港游行的集会。一些台湾政界人士、尤其是有意角逐明年总统大位的人士，也纷纷对香港反送中游行发表看法，总统蔡英文两次针对香港游行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自由不再理所当然，呼吁台湾要深深警醒。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指出，台湾不能为了小利而步上香港的后尘。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受访时指出，台湾人民千万不要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高雄市长韩国瑜6月9日对媒体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引发外界批评。隔天中午，韩国瑜另发声明称，对台湾的民主与人民充满信心，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不论实施成功或失败，都不适用于台湾。
五月份在台湾，我不止一次在公开演讲时说过，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但台湾不同于香港，香港人民除了利用现在还未被剥夺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释放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法得到香港政府的回应，因为香港政府的权力来源不是民选，是北京指派。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承担保护香港的责任。台湾情况不同，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总统与市长、立法委员均由选举产生，有自己的外交、军事体系，只要中共不使用武力犯台，台湾人民有各种方式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比如明年的大选，台湾人民可以用选票选出一个能够保护台湾政治安全的总统，这个总统必须不亲近北京，真心热爱台湾，时时以台湾政治安全为念。香港人民没有选举权，香港沦落到今天这一地步，不是香港人民的责任，因为世界见证过香港人民多年来的努力抗争。但台湾人如果为了短期利益，比如来自大陆恩赐的旅游收入、农产品购买、甚至一些大陆对台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就以为台湾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发财，选出一位心向北京的总统候选人，台湾成为香港第二就势所难免。而判定一个人是否心向北京，标准很简单，《圣经》有言，一个人的财富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的政治上依靠北京扶持、或者财富依靠北京赐予，这个人对北京不可能挺直腰杆保护台湾安全。
也有人问及我为什么这么关心台湾？我回答说，不为别的，就为痛恨专制极权。极权政治、包括今天极权+行政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也就是我在《中国：溃而不崩》里说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已经让十四亿中国人生活在极不自由、缺乏基本人权保障的状态中。民主国家的三要素是自由、民主、法治，在世界四个华人为主体成员的国家与地区中，香港有自由、法治但无民主，新加坡有民主（选举）、法治但无自由，中国既无民主，也无法治与自由，只有台湾具备民主、自由、法治三要素。我不希望华人为主的国度中，唯一享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台湾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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