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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这次没有马云
www.creaders.net | 2019-07-03 12:42:44  OR--商业新媒体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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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见马云老老实实坐在后面看别人在台上坐而论道。

这位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缔造者坐在观众席上,远远地、略带审视和考验地看着台上他的继任者张勇坐在过往都是他坐的位置上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湖论剑”。

这是发生在2019年6月25日下午5点多的事情。6月25日~26日,2019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在西湖边上一个环境优美的宾馆里举行,正如当今世界经济局势的阴晴不定,这两天会议进行的同时,外面的天气亦波谲云诡,时而大雨滂沱,时而烟雨濛濛,阳光也会趁着大雨喘息的间隙拨开密布的乌云钻进来待会儿。

这场会议吸引了包括6位诺奖得主在内的200位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企业界和政界人士参加。这些看了令人头秃的经济学家从纽约、伦敦、芝加哥、波士顿、新加坡、汉诺威、北京等全球各地飞赴杭州,共同研究数字技术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应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如何形容会议现场经济学家的密集程度或者说摩肩接踵的状况呢?你去上个厕所都能同时碰上两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起小便。

大家可能已经通过各种精心炮制的新闻稿和精美的图片了解到了罗汉堂学术委员们的精彩观点,也看到了6月24日晚马云与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的罗汉堂学术委员们的大合影,在经济学家们悲观的主基调中,马云自称“数字经济的乐观主义者”的言论格外醒目。

罗汉堂今年的会议议题包括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经济、平台经济和生态的崛起、隐私保护与数据治理,以及区块链与其他未来数字技术等。

马云“佛”了

当张勇坐在台上与包括本特·霍姆斯特罗姆(2016诺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托马斯·萨金特(2011诺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2010诺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他们同时也是由阿里巴巴一年前的6月26日牵头成立的罗汉堂学术委员——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唇枪舌剑之时,马云悄悄地溜了进来,就近一屁股坐在了离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该位置距离台上十米开外。马云依然穿着那件印着Alibaba字样的黑色运动外套,米白色的裤子,脚上大概率——因为视线被挡住了——是那双常年抢镜的千层底布鞋。

人们显然低估了这位巨贾对离开舞台中央的决心。马云在为正式退休的那一天做一切准备。他最新的一个举动是,在6月26日退出了杭州云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马云与阿里巴巴的另一位合伙人谢世煌于2014年成立的。

再有两个多月,准确地说是在9月10日这一天,马云就将彻底把阿里巴巴帝国的帅印交到张勇手里,此时的张勇正跟几位经济学家讨论平台经济,对话的爆发点最后集中在了平台归属的问题上。张勇说:“我一直告诉我的团队,我们并不是平台所有者,我们运营这个平台,我们是平台的一个参与者,当然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但是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平台。”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发起了攻击,他说:“你说你并不想做这样一个平台的拥有者,其实你如果想做的话,还是能够做得到的。”他的意思是,你如果真的想放弃作为这个平台的拥有者的权利,你是无论如何都能做到的。

张勇回应他:“在技术方面,如果中断五分钟的话,对于所有卖家来说,都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决定的,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决策,(阿里巴巴)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一个生命体。”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再战:“这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想法,我能够做(放弃作为平台的拥有者),只是我想不想做而已。”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也可以。”

提到限制平台发展的瓶颈问题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我觉得这跟城市扩张一样,瓶颈就是阻塞,在产品端的阻塞。”

张勇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效率才是重中之重:“平台业务在不断扩展过程当中,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效率。”

台上剑拔弩张之时,台下的马云坐在那儿时而皱眉,时而闭目养神,时而不顾形象地葛优躺。见鬼的是,一向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著称的马云居然拿起摆在桌子上的同传耳机认真听了起来。

这位4000多亿美元市值的公司的掌舵者的另一个举动同样传神,当我偶尔把目光从台上转移到他身上的时候,发现他手里多了一串佛珠——他不停地拿着佛珠搓脸,偶尔把它挂在胳膊上,但这些都没有掩饰他的倦容,以及从侧面看格外醒目的白发。

这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一结束,马云就撅起屁股走了,不给任何人追上去套近乎的机会。

数据隐私引发的激烈讨论

谈到数字经济,数据隐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无独有偶,这也是6月26日一上午的核心议题,吸引了包括法国国务顾问、数据保护局前局长伊莎贝尔·法尔科·皮尔罗廷,苹果公司全球隐私资深总监简·霍华特、微软前首席经济学家普雷斯顿·迈克菲以及蚂蚁金服首席隐私官聂正军和首席知识产权法务官白建民等政商届的人一起探讨当下我们在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但不知道是议题本身的敏感性还是人物的敏感性,该议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闭门会议。

在6月26日下午6点半,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收尾的时候,我写下了一段话:“无法想象一个会议最高潮的部分在它结束的时候。”

一点都没夸张。

最后的环节是一个自由讨论的环节,有点儿像议事堂。经济学家们那种积极踊跃的讨论甚至调动起了如我这般旁观者的亢奋情绪。你无法想象一个为期两天、高度消耗脑力的会议,到了最后,这些动辄五六七十岁的经济学家们居然还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听台上的演讲和对话,六位诺奖得主还剩下四位,听得比任何人都津津有味。仅仅是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感动。

其实对这些经济学家们来说,罗汉堂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同时聚在一起互相过招、交流思想的机会,可能平常也只是互相久仰大名而已。

在1个小时的自由表达中,他们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放在了数据隐私上。

忘了是哪位学者了,他率先提出了一个困惑:“如果说出现了违反隐私条款的话,到底应该以多大的程度上去给企业施加罚金,罚金额应该多大?”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说:“我觉得这(数据隐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把一些数据隐私化,因为这些消费者很难去了解这些数据背后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当局来对公众说,这些是敏感数据,那些不是敏感数据。我不是说要FDA批准,但是当局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机制、用不同的方法去评估,这一点我们是要考量的。”

康奈尔大学副教授丛林说:“我也是关注隐私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确实要区别开隐私和数据使用这两者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泄露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是不当心的泄露,还有就是对于数据的不公正的使用。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一点,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私有数据,我们怎么样去对人们进行赔偿,那些持有数据的人怎么向用户支付他们的这些数据。所以说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上,我们确实会去做这样的区分,我们会去区分一个是私有化的数据,比如个人的个性,比如我的社会安全号码。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平台上生成的信息,有多个参与者参与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不是对我一个人隐私的,它可能是一个集体拥有的数据。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去操作?”

普利斯顿大学教授熊伟说:“Patrick(帕特里克·博尔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契约理论、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要用户能够同意,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有些情况下,公众可能对这种同意也有一种厌恶感。当然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有的时候你想说‘不’,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说‘不’。之前的嘉宾在演讲里也讲到这一点,没有人真的能够对微信说‘不’,因为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微信上,我们不需要同意微信的任何的要求,所以对我来说,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去捆绑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捆绑的话,他会把很多东西捆绑在一起,微信会给到你相应的信息,或者Facebook会把相应的信息给到其他的服务提供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同意就是捆绑了很多你的私人信息的。如果我们能够去捆绑的话,我们的决策就更容易了,因为你只要给到Facebook决定使用你的信息,让它在Facebook上用某些功能时去使用这个信息,而不是把这些信息卖给其他的公司。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决策。还有一位嘉宾在演讲当中也讲到了小程序问题,当你进到一个小程序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个独立的决策,这个时候我们同意把这个数据给到它。在一个平台上,你经常要给到一些不同的独立的决策。你完全可以说‘不’,你有这个选择权说‘不’。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至少是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情况。”

哥伦比亚大学商业院教授王能说:“关于隐私保护方面,我可能更加的乐观。我觉得在数据方面,在我们的数字经济当中,必须要更加的具有流动性,更加的具有生产力。而且,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一些困难,通过我们讨论的环节,在这两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可能大家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希望除了我们这一次的讨论,在未来我们必须先迈出一步,至少我们是有所进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程度上要妥协。有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是价值观这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是让我们的数据在欧洲、亚洲、美洲,如何很好的让这些数据流动起来,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要有更加实际的措施,比如说你在这个方面放弃一点,那个方面我妥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相当于有第三方的独立的一方能够帮助我们统筹协调一下,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妥协,至少我们可以往前迈进一步。”

现场永远比文字生动,但现在也只能止步于此。

罗汉堂搭台,经济学家唱戏

前面几排都是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们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发现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明显有别于其他会议,它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搭台,你唱戏”。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一再强调,罗汉堂不是阿里巴巴的罗汉堂,只是由阿里巴巴倡导成立的。这本身就表明了该会议的开放姿态,它思考的和想触及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棘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企业。它在去年成立时的使命宣言里说:“罗汉堂将秉承科学研究的开放精神,以正直、普惠、多元的原则独立运作。”

罗汉堂肩负的使命有两个:一个是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帮助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另一个是帮助建立一个广泛的研究社区,聚合共识与力量,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新范式。

从参加这个会议的本身感受来说,它的确在按照它所宣扬的那样做。我可能并不能从短短两天的会议本身总结出什么深刻的思想,因为很难全部消化。

仅就我个人的观察,罗汉堂无意在每一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它的作用是提供一个让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人济济一堂、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表达自己思想的平台——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是如此的不同,无论是数字平台还是数据隐私,抑或是数字经济,因为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和社会差异带来的思想的碰撞如惊涛骇浪——在互相了解、反驳的过程中又自然而然达成一些有限的共识。

正如罗汉堂宣言里所言:“此时,是把学术思想与实践洞见结合起来的时候了。”

“我觉得在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我们有很多一致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想法。”托马斯·萨金特老爷子在总结的时候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名字可能是一样的,比如说都叫汤姆,TA可能是一个人、一只猫、一个星球。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测量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挖得深一点,包括我们的机器学习,这些名称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挖掘下去(才是重要的)。”

马云这次主动避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变相做慈善,对嘉宾和参会者而言。因为按照经验主义,有马云在的场合,他总是会吸引到媒体和摄像机的镜头,这就显著稀释了会议本身的意义,就像当年的乌镇饭局抢夺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议题的关注度一样。

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应该关注的宏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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