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不能空等“自我革命”

近期，香港社会各界对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此前一场记者会内容的讨论，可谓尤为热烈。

在那场记者会上，港澳办的表态，其实可被视为传达了北京就香港局势的最新判断，揭示了北京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思路正在出现重大转变，故引起了香港社会普遍关注。

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这次记者会上，对香港局势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希望香港政府围绕“止暴制乱”进一步凝聚共识，付诸行动；二是希望香港社会区分和平集会和暴力犯罪；三是希望香港社会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共谋解决之道。

港澳办特意强调了第三点，杨光对此进行了补充，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

港澳办今次可谓明确地指出了香港困局的背后，就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发挥影响。

事实上，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在港英殖民地时期就已存在，但在香港主权回归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甚至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多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巩固了既有的困局。

北京今次的表态可谓一针见血，如果其只是说，“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继续不遗余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民”，恐怕仅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目前提出的“四项行动”来看，香港市民是普遍无法接受这种让人看不见改革到来的“干货”的。

如今北京已然开始严肃面对这个问题。经由这次严重的管治危机，北京和港府终于看到了香港问题的“要害”。

香港社会问题的结构性病根，即在于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过度迷思，继承了港英时代的官商共治结构，加上回归之后港府一直缺乏对问题的透彻认识与改革能力，在消极治港思维主导下，没有进行经济上的“去自由放任化”过程及在社会上完成去殖化过程，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香港现实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体系的思路，没有建立香港人的家国认同观，因而导致城市内部乃至陆港之间矛盾频繁爆发。

香港问题积弊日深，北京需要帮其继续深挖病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为此，北京也需要帮香港强势推动更多的改革规划，不然的话，要等到香港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进行“自我革命”，可能早就要让城市付出了极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