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落幕后不久，官方突然宣布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兼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长。11月2日，王小洪首次以该身份亮相，主持召开了特勤局党委（扩大）会议。
特勤局是中共去年启动公安系统改革后设置的机构，其前身是公安部八局，其负责警卫的主要对象是中共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副两高”，即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及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监察院院长等。王岐山、曹建明、刘鹤、杨洁篪等都属于被负责警卫的对象。
不过，按照大陆财新网的报导，中共公安部绝大多数新设局级机构一把手，并不由公安部副职领导层兼任。因此，正部级的王小洪此次属破格担任特勤局局长，格外引人关注。也因此，有分析指出，这样的任命暗示未来特勤局的职责很可能还包括对正国级的保卫工作，即将隶属于军队的中央警卫局纳入到特勤局管理。由于王小洪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习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王就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同时也可以说的通为何特勤局局长要高配。
王小洪的新兼职以及如果特勤局的职权扩大，折射的其实是中南海面临的两大危机。
第一个党内危机重重。在内忧外患下，中共党内有人蠢蠢欲动，习近平的个人安全也极有可能受到了威胁，其不久前发出的“祸起萧墙”论，即暗指中共党内有人要作乱，应不是无的放矢。为了预防萧蔷之乱，除了继续打击对手外，习近平亦需要加强自身的安保，并由所信任之人具体负责。跟随其多年的王小洪应该是最佳人选。
除了加强习近平的安保外，王小洪任特勤局局长的另一个目的应该是在保卫副国级领导人的同时，掌握他们的活动轨迹，对他们进行监视，起到威慑作用。这也同样是习近平防止祸起萧墙的一个举措，这表明习对身边的人也难以信任。
第二个危机就是习近平在党内可信任、可使用的官员有限。尽管中南海高层一再警告中共高官要做到“四个看齐”，要向习表忠心，并且先后通过反腐和开展整党、洗脑，清理门户，但人们不难发现，在大量官员落马和高官们表忠心后，中共党内存有贰心的官员并未消除，而且不少官员怠于政事，只是很难一一洞察。
换言之，习真正信任和可以依赖的高官并不多。中南海的杂音且不说，单说王小洪出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以及习近平空降其他人到公安部，替换江派高官后，公安部乃至政法委与习阳奉阴违并未终结，原因就在于中层官员并未从内心听从这些空降高官的指令，反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导致这种现状的主因是邪恶的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即那些正直、敢于直言，不卖官鬻爵、不贪腐的官员大多已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体制内奸臣当道，官员离心离德，除了拚命为自己和家族攫取利益和保存自身外，没有人真正为人民的福祉着想，没有人为国家真正走向繁荣昌盛挺身而出，自然也没有人真心效忠当权者。此时中共的官场与大明王朝最后的崇祯皇帝时期官场有得一比。
几百年前，面临内外交困的崇祯帝也期待有所作为，重振大明王朝，但其所任用的首辅周延儒，专以卖官鬻爵、排挤正人君子为事，不思报效朝廷，并引温体仁进入内阁，狼狈为奸，致使贤人远离，国家政治一日坏过一日。但崇祯却不自知，还认定周延儒是个贤人，对他是言听计从，还尊称他为“周先生”。当今中南海中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似乎在扮演类似的角色。
此外，刚愎自用的崇祯在位十七年中，共杀了近20个督抚大吏，致使臣心涣散，而如今的北京当局选择性的反腐，亦让中共诸多官员所谓的表忠心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在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崇祯才彻底认清了自己所信赖、自认为忠于自己的大臣的本色。彼时因为国库空虚，军饷缺乏，崇祯发出号召，让大臣、皇亲国戚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三万为上等”。但让崇祯失望的是，内阁首辅魏藻德仅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国丈周奎在崇祯的哀求下也只捐了1万3千两……没有一个人达标。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场募捐运动总计只募得20万两。难怪崇祯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反观当下，有多少官员完全不顾中共的危机，将攫取的巨额资金转移到国外，家人移民？
而明朝临危受命的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在城破前三天，被崇祯问道有何对策时，就是一声不吭，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龙椅。当其投降被李自成问为何不殉死时，他居然回答“方求效用，那敢死”。与之对比，这样静候中共灭亡的官员究竟有多少呢？
中南海不得不面对的这两大危机随着王小洪的新兼职浮出水面，加之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香港民众抗议难以解决，以及频频出现的债务危机、国内通胀通缩严重，大量融资平台爆雷和美国十几大基金拟从香港、大陆撤资等，今年北戴河期间中共某元老的题为“明年是否还能在北戴河相见”的公开信中所暗示的中共未必能撑到明年，焉知不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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