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殖民时代警官Martin Purbrick（暂译普贝瑞克）在一个专门刊登学术性论文的出版公司Taylor & Francis集团的网站上发表一份名为《2019香港抗争报告》的文章指出，在政府欠缺政治解决方法下而被逼上阵的香港警察，一直未能成功达成任务，究其原因，除了警察内部的结构未能与时并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缺乏社会大众的支持。　

　　香港警察在中国国庆日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2019年10月1日

　　过去曾经是香港警队专责反恐情报特别部门（Special Branch）成员的普贝瑞克的文章，长达万字，当中分成六个章节，包括《通往地狱之路  从修例到动乱》、《抗争运动  沉默少数还是多数？》、《香港警队  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香港政府  管不了香港》、《中国  香港的“第二个”政府》以及《港人和香港  一个更好的明天？》

　　普氏在《香港警队  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的章节中指出，警队处身于政府与抗争者之间这个艰难的位置，而且这些月来已经非常清楚，光靠武力不能取代政治解决，也不能阻止抗争继续下去。示威者从开始针对政府已经转为针对警察。

　　此外，他指出警队在抗争开始的阶段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部分前线警员更缺乏纪律。大众对警队称呼为“黑警”也是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

　　他认为，社会大众抗拒警察主要是受到三个事件所驱使：第一，警方在6月12日向大致上是属于和平的游行使用武力；第二，7月12日，警方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追捕示威者；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元朗的7.21事件。

　　他说，警队强行驱散示威者往某个方向以便疏导交通和道路，这个策略只有当示威者诉诸暴力时方为合理，但如果向和平示威者采用这个方法只会招惹反效果，和平的示威者也会变得愤怒和激进。6月12日的和平游行就是一个例子。

　　普说，1967年反左派暴动对警队的架构和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警队目前的架构从197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改动过，包括从日常的警队运作模式转为内部安全架构的模式，警方称之为“警队机动部署”（Force Mobilisation，简称 FORMOB）。为了镇压暴动或面对内部安全挑战，警队改变运作模式后，将拥有更大的火力和装备。

　　但他说，从日常警区运作转变为准军事化内部安全模式，对现在的警队却构成一个问题。这个转变只应是暂时性的，而且极需要社区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如果这个准军事化的转变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对平民百姓造成反面影响，警队就会失去社会大众的支持。

　　目前在香港居住的这位港英时代警官说，在1967年左派暴动时，没有社会大众的支持，警方是不可能达成镇压暴动的任务的。这一差别对2019年的警队而言，尤其突出。

　　普贝瑞克指出，在今天仍然采用当年准军事化的内部安全运作模式，也是问题所在，尤其是今天的香港已经是富庶兼且文明的城市。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沿用殖民时代警队准军事化机制，足可作为取代解放军功能的一个选择。对港人而言，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恐怕大多对解放军的行径都记忆犹新。

　　普说，继续采用这种准军事化模式，来对付所有参加示威的群众，难免招致今天战略性的政治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