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全世界，成为全球之难。图为北京火车站的防疫人员。(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近日，网络流传一份329人的死亡名单。这份据称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共“因公殉职”人员的名单。不过他们的死亡原因，引发外界的议论。

截至3月17日，这份名单有329人，从职业上看包括公务员、村干部、警察、医生、护士。其中中共党员身份死亡的有（217人）。

在疫情之下，这些人的死亡原因大多标注“过劳病逝”。大纪元记者统计了一下，有249人因“过劳病逝”，因“肺炎”死亡有25人，车祸死亡有37人，其它意外死亡（坠马、被杀害、酒店坍塌、意外大风等）有18人。

（网络图片）

对于这份死亡名单，网民议论纷纷。大多网民质疑，这么多人真的“过劳死吗？”

网民“Jason V Lee ”:“都是因为过劳死亡，没有一个是因为冠状病毒而死的！”

@Lee007Jason：“用死因控制住了疫情，实在是高！”

Descartes：“所有人都闭门不出，还有死于车祸的。”

Mocha：“党员是高危职业了。”

Huang：“只能过劳死。”

yamamoto：“过劳死可以评先进呀，新冠病毒又不算工伤。”

@Mn03d：“他们其实很蠢，过劳死那么多人，证明感染人太多，而且都不好治疗。”

WJZ959：“不太可能是过劳累死的，村书记和村干部公务员都是拿钱不干活的，基本不可能劳累致死。”

Lucia：“找规律：只要是党员，右边就必须写过劳病逝，除非是真的死于意外事故。”

橘子爱吃果冻：“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车祸呢？”

外界注意到，这份名单中因“肺炎”死亡的民众，据报导，全部是死于中共肺炎。

今年1月初李文亮等8名武汉的医生因在网络披露疫情遭到中共当局诬指“造谣”。2月6日晚上，李文亮去世。他的死亡触发大陆民众巨大愤怒情绪，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此起彼落。

23号的何辉，据大陆媒体报导，54岁的何辉是武汉本地人，他曾是一家医护人员志愿者车队成员，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下班。但他不幸染疫，于2月3日下午去世。

110号的湖北武昌医院护士柳帆，她于2月14日因新冠肺炎去世。16日，大陆媒体报导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染疫相继去世的消息。财新网证实，常凯与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为姐弟关系，姐弟俩同一天去世。

常凯生前曾写下遗书，指父亲染疫，自己“位卑言轻”无法找到床位，转回家中照顾。但三天后父亲离世，母亲随后也染疫去世。

314号的湖北天门市中医医院罗轩于1月30日染疫去世。3月9日，一则题为《误诊、没有床位、一家五口被感染|湖北女医生罗轩的生前身后》的自媒体文章透露：罗轩去世前后，她的父母、公婆先后发病，一家五口确诊。罗轩是全国最早一批因公殉职的医务人员之一。

但“罗轩离开这个世界38天了，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对外的病故医务人员统计名单中。关于罗轩的微博只有2条，其中一条没提到她名字，且误以为她是护士。”

此外，100号的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前院长许德甫、124号的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152号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医生肖俊、167号的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夏思思、172号的海南琼中医生杜显圣、173号的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221号的武汉中心医院江学庆、239号的武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邱飙、240号的湖北武汉市洪山区广八路王兵诊所主治医生王兵、254号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梅仲明、274号的武汉市急救中心科员邓林、275号的湖北省长江航运总医院技师阮惠芳、276号的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张抗美、277号的荆门市京山仁和医院主治医师陈清山、278号的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技术工周宗德、279号的武汉亚心总医院主任医师梁武东、291号的武汉一家私人诊所医生廖庆绪、296号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师朱和平均因中共肺炎去世。

193号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常青街派出所二级警长潘志清（2月8日去世）、199号的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副调研员、一级警督熊成伟（2月25日去世）也是死于中共肺炎。

陆媒此前报导，疫情发生以来，截至2月25日17时，湖北公安机关已有293名警察、111名辅警确诊感染，4名在职警察染疫去世。

日前，有知情人向新唐人提供了一份“死亡名单”，在这份官方制定的名单中，仅在一页纸上就统计有65人死亡，大多是在疫情一线的中共党员和警察。死亡原因也多写着“过劳突发疾病”。

知情人表示，该名单是截至2月10日参与防疫人员的部分死亡名单。但实际上他们极有可能都是感染了中共肺炎死亡，却不被计入中共肺炎死亡名单，这是中共官方一贯造假的手法。

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去年12月初爆发中共肺炎后，疫情向世界扩散。如今中共病毒已席卷一百多个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

据报导，在新冠肺炎从最初发现病例、蔓延、大爆发的前后过程中，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中共卫健委、疾控中心、中央，都存在太多疏漏和失职，以至于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多位武汉医生透露，疫情爆发初期，中共官方有两套诊断标准来确诊，导致很多感染者未纳入统计数字。有医生上报病例太多还遭到批评。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曾上书中共高层。他痛批湖北、武汉两级党政负责人在已经清楚了解疫情凶险的情况下，仍在欺瞒公众，误导舆论，打压专业人士对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级指示，丝毫不讲变通，未能主动紧急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

他还说，“我们人为地错过了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从而导致疫情凶猛扩散。不能不冒昧地指出，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的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人为决策失误和体制根本弊端导致本来可以遏制于萌芽中的疫情凶猛扩散，酿成国难，祸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