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网友看山来稿：原题：比较马英九与梁振英、习近平、胡锦涛
政治领域从来是知易行难、说易做难。台湾巨变，国民党惨败，世人皆曰马英九之过，斥其“无能”。其实，台湾巨变，其因不在个人，而在于时势与体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生代的不断涌现，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台湾的基本盘越来越绿，人心思独，乃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内生民意的必然走势下，立足于蓝色调的国民党，如果没有脱胎换骨式的根本性变革，越来越趋于衰势，亦是一种必然。2000年陈水扁的选胜，就是这两种必然的反映。但陈水扁急于求成的愚蠢操作（其实，他也没有更好选择，由民意簇拥上台的领导人，其行为必然被民意所挟裹），使这一波潮流出现了反动——2008年的全台“倒扁”，既是民意对当时经济、民生凋弊的寻责，也是对陈水扁加速“台独”的反弹。这种结果不但使国民党回光返照重获政权，也使得大陆方面产生了可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错觉。
被这种民意之反动席卷上台的国民党，既没有变革的动力，也不敢违逆当时民意而行根本性变革，只能以“依靠大陆”作为基本方略。但作为“蓝营共主”上台的马英九却不乏远见，他看到了台湾本土终将向绿的前景。为了国民党将来不被民意抛弃，他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整：尽量超越族群，淡化绿蓝分歧，争取由“泛蓝共主”转变为“全台共主”。正因有此设想，所以他在纠正陈水扁时代“绿化”的一些做法时，采取了平缓慢推、避免激化矛盾的方针。在这种掣肘下，其执政往往表现为畏缩而少有作为，因而被解读为“无能”。这一点在“重编教科书”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平心而论，马英九客观上缺少选择。在台湾当下的民意背景下，如果他采取的不是怀柔而是更强硬的“去绿”态度，可能矛盾冲突更早就被激发，“太阳花”运动更早爆发，大局更早糜烂。
“九合一”选举台湾民意的弃蓝向绿，既是对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失望，也是对大陆的失望，更是对“基本向绿”趋势的回归，对2008反动的再反动。本来，以为有了大陆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表现会不一样；但没想到，这6年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同样没有起色，两岸往来的好处，大多被权贵纳入囊中。在台湾民众看来，不但经济被“耽搁”了6年，而且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受骗”的感觉，加速了台湾舆情民意的转变，乃至形成对外则“逢中必反”、对内则“逢马必反”的“新常态”，并且构成新的政治惯性，终酿成民进党史无前例的大胜，国民党入台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败。马英九甚至沦为“票房毒药”，本党同志避之唯恐不及——从2000年的“全台拥扁”，到2008年的“全台倒扁”；由2008年的“泛蓝共主”到2014年的“票房毒药”，可见民意变换之快速且易于走极端。
台湾民意舆情的变化，其实与香港相似。香港“占中”大势汹涌，同样是源于港人对大陆的失望，认为“受骗”了：没有得到想要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政治进程还遭遇挫折。其实，无论台湾还是香港，民意对大陆的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大陆不是摇钱树，也非万能，在全球经济危机、大陆本身也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它没有能力单独支撑台湾、香港两地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陆已做了很多，台湾、香港在大陆方面享受的，都是“超国民待遇”；没有大陆的支持，台、港必然更糟。
但民意看不到这些。民意就像小孩，只知道要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时就哭闹，绝不会体谅客观的情势和条件。但同样面对民意汹涌，梁振英与马英九的处境却大有所别：马已摇摇欲坠，倒台只在早晚；梁还稳坐席上，没有下台之忧。这种差别，不是马、梁能力的差别，而是权力来源的不同。像马英九这种权力来源于民意的，最应付不了的，就是民意的反对；而梁振英权力的很大部分来源于大陆，民意对其掣肘有限。不仅梁振英，即使习近平，面对香港“占中”而能够稳坐钓鱼台，其与马英九的区别，主要也在于体制而非个人能力——如果把习近平换到马英九的位置上，可能同样没辙。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达成之前（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上人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且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分），面对民意的易变、无常与易走极端，要维持大范围的政局稳定、追求中长期的战略目标，以选举制度为基石的西方式民主并非好的选择，权威体制有其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撇开体制不谈，就处境和作为而论，今天的马英九与此前的胡锦涛也颇类似。同样的掣肘重重、权力有限，同样的只能扮演超然，却表现为无所作为，同样被视为无能——无能未必，作为有限是事实。胡锦涛当政时，上有太上垂帘，下有九常委共治，客观上也难有作为。由于掣肘重重，害怕被捉到错处，胡为政只能畏手畏脚、如履薄冰；又自知权力有限，因此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决不触动利益集团；再加上像这种有垂帘背景的当政者，在心理上往往倾向于变革与民主，从光绪到胡耀邦、赵紫阳，无不如此，胡锦涛也不例外，只是有胡、赵的结局前车在鉴，他不敢对外表露而已，他的做法是：外表装“左”，自己在上面垂拱不动，实际却容忍和鼓励下面发生“右”的变化。这样几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导致胡锦涛时代的大陆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差不多是无所作为，大局几近糜烂——胡锦涛执政十年，结果很糟糕，但这种结果不能完全归结为其个人能力，很大程度是由于处境和心态使然。
今天的台湾，绿营气候已成，马英九后的台湾，加速趋绿已无疑义。大陆方面的应对，一是可以继续“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毕竟民意易变，10年后或许又是一个新的轮回；但这种策略不但见效要等到10年之后，而且结局难料；二是加大外力影响，改变台湾的内生趋势。大陆能够施加的外力，一是经济，二是军事。马英九时代已经证明，大陆的经济影响力并非万能；而军事方面，大陆则必须突破美国的屏障——台湾国民党的“希望之星”朱立伦为什么亲美，不仅仅是其新生代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使然，更多是出于现实的理性考量：只要不是以“回归大陆”作为选项，在地缘政治上，台湾的处境就与新加坡相似，“借美制中”乃必然。毋庸置疑，在地缘政治的角色上，台湾正在“新加坡化”。
对此，大陆方面的应对是：画出“核心利益”的红线，警告各方不得越线——其他方面或许不得不给中国面子，但美国从一开始就祭出“与台湾关系法”，和中国公开对垒。面对这种内外双重的困局，或许大陆方面已到了不得不认真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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