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男童"安乐死"被拒 生死两难

　　细管从鼻孔一直插进胃里，长期贴胶布的脸上已换新皮，1岁7个月的熊俊怡从昏睡中醒来，眉头紧皱，眼睛不自主地向上翻动，被痰顶出的唾沫从嘴边冒出，因为无法吞咽，他的嘴唇痛苦地扭动起来。

　　如今他正在上海复旦附属儿科医院，生命仍然是个未知数。

　　“安乐死”被拒之后

　　熊俊怡需要24小时看护。

　　一看到他被痰噎住，妈妈何光群立刻凑上前来，用右胳膊肘枕住他的脖子，左手轻轻擦拭他嘴边的泡沫。喉咙里依然风箱般扯着，熊俊怡的表情更加痛苦，他不会哭，只有泪水从眼角流出。妈妈只好将他抱起来，用力拍打他的背部，让那团难受的痰往下沉。

　　“他对什么都没反应，”上海闵行区复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的一角，妈妈何光群用手在熊俊怡眼睛上方挥动，他的眼珠一动不动。“也不会哭，要是能哭出来我们也高兴死了。”

　　从2014年12月1日被卷入快递公司传送带受伤以来，熊俊怡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意识。除此之外，他无法吞咽，靠鼻管饲食，全身僵直，攥紧的手都无法伸展，左臂骨折、手腕向内畸形地弯曲着。

　　2015年1月13号安徽省立儿童医院的出院诊断书上写着：缺氧性脑损害、重度脑损伤、心肺复苏后，左肱骨骨折、多脏器功能损害。

　　这已经是治疗一个半月之后的结果。这次出院，熊正青、何光群夫妇彻底“放弃”了，从反复的希望、绝望，直到无望，这对父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回家后，原本想陪孩子走过最后一段生命，但第二天熊俊怡的状况就出现了极度恶化。胃里，牛奶已经打不进去，孩子消化能力快速衰竭。因为在家里无法吸痰，孩子被憋得满脸乌青、浑身冒汗、呼吸困难、无法入睡，只能痛苦地发出呜咽。

　　看到这样的情景，熊正青第一次对老婆和父母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为孩子寻求“安乐死”。然而，他们得到的回应也很坚决：医生表示做不了，律师也告知“国家法律不允许”。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安乐死”是否应该在我国立项再次引起聚焦和争议。与此同时，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1月26日，这对焦灼的夫妻再次带儿子熊俊怡远赴上海接受治疗，重燃希望，期待奇迹。

　　1月26日早上9点30，熊正青和何光群抱着儿子从安徽六安出发，坐动车径直来到上海，4小时后，奔向闵行区复旦附属儿科医院。晚上6点多，熊俊怡才被重新插上鼻管，注射了100毫升牛奶，这一天他10小时滴水未进。因为担心在路上鼻管被碰造成伤害，早上8点，熊俊怡就被拔掉鼻管——这是他唯一的进食工具。

　　小俊怡在妈妈的臂弯中睡去，熊正青和何光群终于歇下一口气。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和死亡赛跑。

　　熊正青是安徽省霍邱县大墩村人，在熊俊怡前他已经有两个女儿，大女儿12岁，在老家读书。二女儿5岁，刚上幼儿园。2013年得了儿子熊俊怡以后，在外打工的熊正青选择回六安工作，他在一家快递公司当运输司机，月薪4000元，足够妻子何光群带着二女儿和儿子在六安一起生活。

　　2015年12月1日，熊正青正好跑运输回来。妈妈带着熊俊怡去看爸爸。俊怡刚学会走路，特别喜欢自己下地“探索”，进小卖部“所有喜欢的东西都要拿一遍”。

　　快递公司的传送带和孩子差不多高，与一般安检平滑的橡胶传送带不同，是由一排排滚动的钢管连成的。下午3点，孩子刚从妈妈怀里下地，一分钟光景，他好奇地把手伸进了滚动的钢管缝隙，左手臂被卷了进去，整个人被吸住，悲剧发生了。

　　与死神赛跑

　　熊俊怡当时就失去了意识，也不知道呼吸和心跳停止了多久，嘴里涌出的血迹吓得熊正青浑身发抖。开车的同事一路逆行，顾不得红绿灯。

　　在六安市人民医院抢救室，熊俊怡嘴里淤积的血块被拍出、恢复了心跳的他被带上呼吸器，送进重症监护室。熊正青一直在懊恼，要是自己懂一点急救知识，如果能早点将俊怡嘴里的血块掏出来，他或许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血块堵塞气管造成窒息，而窒息引发脑颅严重受损。

　　除了失去意识，呼吸困难，熊俊怡还无法进食，他丧失了吞咽功能，只能通过插进胃里的鼻管注射牛奶。他在无菌的监护室里小心存活。一点感染、发烧，甚至一口痰过不去，都有可能让他丧命。

　　当天夜里，俊怡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和姑姑在医院大厅席地等候。“一家人的眼泪就没干过。”熊正青一边坐在地上和老婆哭，一边安慰上了年纪的父母：别太担心，会好的。他将孩子送到医生手里的时候，就被告知，很严重，希望不大，就算救活了，以后也有可能是植物人。熊正青当场就晕了过去。

　　在六安人民医院抢救过来之后，第二天，俊怡就被送到位于合肥的安徽省儿童医院，希望得到更好的救治。然而除了维持生命，并无其他的治疗方案。

　　重症监护室不能随意进入，熊正青和何光群每周有两次探视时间，每次只有两三分钟。但探视只让他们更加心痛。俊怡不仅没有好转迹象，还全身布满针眼，头皮发青、甚至溃烂。

　　连医生也开始劝他们，放弃吧，就算治好了以后也可能是植物人。俊怡可能会以现在的状态在医院躺一年，甚至十年。

　　高昂的医疗费用绝不是这对农家夫妻可以承受的。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费用是4000块，熊正青还坚持跑其他医院，联系大量专家，每天的费用也在1000元。“一万块两天就没了。”为了省钱，夫妻俩一直睡在医院大厅，白天去其他医院也选择步行。

　　积蓄很快花完，熊正青开始向所有亲戚借钱。十几万如丢进黑洞，但俊怡的情况却越来越糟。医生说，挂水的静脉已经找不到，孩子的肠胃消化功能也越来越弱了，再救治也是徒劳。

　　一个月后，1月3日，办理了出院手续的熊正青夫妇同意取掉俊怡的呼吸器。他们在极度复杂的心情中等待着“最后”24个小时，俊怡的爷爷甚至在老家准备好了棺材。但重症监护室传来的消息却令人惊讶：俊怡竟然在呼吸，脱离了呼吸器的他仍然在自主呼吸。

　　夫妇俩立刻再次为俊怡办理住院。10天后，1月13号，俊怡再次出院。他的身体仍没有好转。而在经济上，这对夫妻再也承受不了了。他们决心将俊怡带回家，能在自己身边多待一天是一天。

　　合肥到长集镇的大巴车有四个小时。熊正青告诉何光群，孩子看上去浑身僵直，已经引人注意，一定要忍住情绪。

　　他们希望尽量平和地陪俊怡走过最后一段日子，却不得不做出“安乐死”的决定。

　　安乐死“悖论”

　　熊正青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过“安乐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而现在他想为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寻求安乐死。

　　“实在是不忍心看他那么痛苦，被活活折磨死。”回到家的第二天，熊俊怡的状况就出现了恶化，打不进牛奶，孩子被痰憋得浑身冒汗。熊正青宁愿孩子早点解脱——一尺多长的管子从鼻孔插入腹中，反复的抽插，孩子脸胀得青紫。

　　他想到了“安乐死”，“打那种药，让孩子走得轻松，我们承担法律后果。”他打电话给俊怡曾经的主治医生，被告知：“这个我们做不了。”他向安徽电视台帮人节目求助，记者带他到六安市民政局咨询，得到的答复是，民政局也管不了，只能帮他申请大病补助。病急乱投医，熊正青想过打官司，通过法院判决，但他也不知道具体能怎么做。安徽省刑法律师王亚林明确地告知：“安乐死”目前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

　　电视台节目播出后，俊怡的事情上网了，有网友评论父母“推卸责任”，还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有说他“炒作”的，“我们又不是明星，有什么炒作的？让他们来看一下给孩子吸痰就知道了。”熊正青有些愤慨。

　　他开始到网吧去搜索关于“安乐死”的资料，印象最深的还是儿子为母亲实施“安乐死”被判刑，罪名是“故意杀人罪”。

　　1986年，陕西人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并因此被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这被称为中国首例“安乐死”案。17年后的2003年，王明成患胃癌且到晚期，不堪病痛折磨的他向医院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并于2003年8月去世。

　　此后，实施“安乐死”入狱和请求“安乐死”被拒的并非孤例。

　　2011年11月，重庆彭水县一男子不愿见母亲忍受伤病痛苦，禁不住母亲再三请求，将敌敌畏递给母亲助其“安乐死”，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5年初，苏州儿童医院门口一位女士为两月大婴儿请求“安乐死”，在多方救助后继续带孩子治疗。

　　“因为涉及到众多伦理、医学、法律方面的问题，虽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过‘安乐死’意见，但短期内是很难实施的。”安徽知名刑法律师王亚林告诉搜狐记者，过去很多年，也曾有熟人向自己咨询过安乐死的事情，“社会有需求，但实施很复杂。”

　　而安徽省社科院专家王开玉则表示，允许安乐死的前提是亲人、医疗机构和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救济均已尽到挽救生命的责任。而我国的现状是，因无钱治病不得不放弃治疗的人还不在少数。

　　生与死

　　熊俊怡还没有户口，因为他是超生的。

　　2013年8月3日，熊俊怡来到世界上的日子。他是熊正青和何光群结婚13年后终于盼睐的“儿子”。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熊正青因此从打工5年的上海辞职，回到六安想要安定下来。他在六安找了份快递工作，月薪4000元，租了个20平米的开间，和老婆带着二女儿和俊怡一块住。寻思再把大女儿接到六安来读初中，一家人就在一起了。“虽然过得不富有，还是很幸福的。”

　　爷爷奶奶也高兴坏了，老熊家几代单传，终于在孙子这一代延续下去了，连亲戚邻居都纷纷祝贺。长集镇大墩村住着十几户姓熊的，独他们这一户一直没有男孩。“感觉在村里抬不起头，跟人吵架都没底气。”熊正青谈及俊怡的到来，仍然满脸喜悦。

　　俊怡是“超生”的，但在农村，为了生儿子超生也是“人之常情”。要上户口就要交几万块罚款，熊正青打算等孩子上学的时候再给他上户口。而因为还没有户口，他在安徽住院时也没有走“新农合”报销。

　　儿子会走路了，说话了，有些调皮，出门喜欢抢人家的小玩具车骑，直到遭遇厄运，熊正青忍不住后悔，怎么没有舍得花几百块给儿子买个玩具车。

　　熊正青有三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个老人，妻子一直照顾孩子没有工作。全部的家庭收入靠10亩水稻和他在外打工的收入。在农村，儿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养儿防老，农村不像城里有社保、养老金。”

　　出事之后，村里也有人曾建议熊正青把孩子丢在路边算了，或放弃喂食。熊正青不忍心，但他也意识到，现实比生死更考验人。

　　他老家隔壁就有个“植物人”，两岁时生病，二十多岁还躺在床上吃喝拉撒，母亲年纪大了，一个人给他翻身都翻不动了。

　　公益组织和企业正在向熊俊怡捐款。新的治疗方案还没有确定。但上海医生也透露过，脑损伤是不可逆的，主要还是康复治疗。而康复将是漫长的过程，且需要巨额的医疗费用。

　　上海的月夜，熊俊怡枕在妈妈胳膊上睡着了。爸爸熊正青窝在床脚下低矮的躺椅上。他已经失眠多天。病房一角拉起的帘子里，是一家人暂时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