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家庭孩子的自杀潮

　　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让人揪心，它调查了美国加州城市的硅谷城市——帕罗奥图（Palo Alto）中青少的自杀问题，并质问“为什么这么多看起来前景光明的孩子要自杀？”

　　调查说，表面上看，这些孩子光鲜亮丽：他们开车上学、成绩优异、医疗有保障，总之他们似乎前途无量。但实际上，他们中有不少“问题少年”。在这个城市，青少年酗酒、吸毒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抑郁症和焦虑症困扰的学生比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到三倍。

　　在帕罗奥图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看来，诸如冈恩（Gunn）之类的精英高中学校已经成了著名的“自杀学校”。截至今年三月，已有42名冈恩的学生因产生自杀念头而住院或接受心理干预。去年11月，一名叫Cameron Lee的学生的自杀震惊了学校和社区，而最近的一名轻生的学生是Byron Zhu。自杀的青少年中，亚裔男性占多数，过去学年中死亡的三个男生多少都有一些亚洲血统。

　　据《大西洋月刊》调查，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想在美国的富裕阶层获得一席之地，竞争变得极端残酷，竞争带来压力，一方面来自父母和老师，这些学生“内化了家长的忧虑，不知道如何冲破樊篱”，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自己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也要表现优异，种种压力让这些孩子感到身心交瘁。

　　由于某种成功似乎指日可待，这些父母觉得他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它。耶鲁大学心理系的Suniya Luthar把这种这种现象称为“我可以，所以我必须这么做。”她指出，中产阶级的孩子，人们一般并不并指望他们应该去斯坦福或年收入达20万美元。“如果我从来没有到过月球，为什么会希望我的孩子到那里去？”

　　Luthar发现的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也许更令人吃惊：生活富足的孩子们感受到了与他们父母的疏离。Luthar指出，在富裕的社区，她研究的孩子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比那些极度贫困家庭的孩子那样得到更多的关爱。

　　进入大学机会的稀缺导致父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更早地开始帮助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另一个不安的消息是，教育再也无力打破固化的阶层了。今年初，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出版了新书《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揭示了当代美国生活的一个“丑陋的现实”，即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已非个人奋斗，而是其所在的社会阶层。从家庭、家教、学校、社区各方面，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已变得相当艰难。（《我们的孩子》评论参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7670）

　　（部分参考腾讯文化徐娉婷译文。）

　　在Palo Alto城市，青少年酗酒、吸毒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穆斯林怎样看“伊斯兰国”

　　近日，英国八卦小报《太阳报》在头条声称，在英国，每五名穆斯林中，就有一名是同情圣战主义者的。它引用了巴黎恐袭不久后的一个调查，但该调查实际上表明20%的穆斯林受访者对“离开英国赴叙利亚参加战斗的青年穆斯林”表示“些许”或“许多”同情之心。很快就有人批评该调查故意混淆了概念，变成穆斯林对“伊斯兰国”的感受，社交网站推特上，很快有了一个#1in5Muslims运动，来攻击《太阳报》。

　　那么世界上的穆斯林到底怎样看待“伊斯兰国”？本周《经济学人》一篇文章引用同样的调查表明，71%的英国穆斯林并不同情移居海外的英籍伊斯兰战士，这个数字与今年三月同一家公司针对其他英国穆斯林人群做的调查结果不相上下，当时是77%。巴黎“黑色星期五”事件后，其他调查结果也出现了，但著名的皮尤调查公司，在针对10个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的年度态度调查表明，今年春季时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伊斯兰国”持负面态度。比如，99%的黎巴嫩人和94%的约旦人，对该组织“非常反对”。即使在沙特阿拉伯——该国的瓦哈比信仰被认为是圣战主义的发端，也极少有同情之心：在一个美国智库今年9月所做的面对面调查中，只有不足4%的沙特受访者表达对该组织的认同。

　　近期“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土耳其、埃及、黎巴嫩和法国的袭击并没有受到穆斯林认同。正如之前的“圣战”袭击中一样，它们引发了普遍谴责和否认，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官员们指责该组织是个犯罪团伙，并污损了穆斯林的信仰。此次，更深刻的、反省的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不只限于批评政治伊斯兰的世俗人士。

　　自然出版集团首度发布白皮书，“诊断”中国科研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旗下的自然出版集团（NPG）26日以中英文两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了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其目的旨在为处于关键发展期的中国科研“把脉”。这是国际出版商在中国推出的第一份该类报告，它依据的是NPG近期对1700多名分属不同学科和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科研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中收集到的信息。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一个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更加可持续的知识经济。中国不仅意识到科研在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取得了科研上突飞猛进的发展。白皮书指出，过去20年，中国研发投入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6%，到2014年已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

　　与此同时，中国科研的平均学术影响力与其产量的增长还不匹配，如以作为学术影响力标尺之一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来衡量，一些学科领域尚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科研环境与其经济一样，也处于转折关头，需要克服一些独特的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支持可持续增长。

　　白皮书调研发现，近年来科研基金分配流程在公平性和效率上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尽管中国政府的科研资金在快速增加，但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仍觉得，获取科研资助在过去5年里变得更困难了。”

　　在获得资金开始展开科学研究工作后，中国的科学家往往面临特有的科研文化的问题。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科研文化在很多方面正在发生转变，特别是在资深科学家如何传授经验给年轻科学家，科研人员如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处理科研道德的灰色地带等方面。中国要在这些转变中获得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是否能保持一种相互支持、恪守原则和积极合作的科研文化，以及能否培养所必需的人才。

　　白皮书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科研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白皮书显示，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正逐渐转变为“人才回归”。中国吸引、培养和留住科研精英的不断努力，从海外招回了大批科学家。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或博士生也都计划在海外停留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国内：有85%的人计划五年之内回国。这种“海归”加快归国的趋势，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科研地位的日益提升，以及中国科学家对国家未来不断增强的信心。

　　白皮书中文版地址：

　　http://www.nature.com/press_releases/turning_point_cn.pdf

　　【本周言论】

　　普林斯顿大学可以做出批判，而不是隐瞒或忍受它自己的过去。两百年来，这些大学已经用他们的校园创造了美国历史的一种虚幻愿景。他们应该开始思考诚实的眼光是什么样的。

　　——美国的种族歧视之争在高校逐渐白热化。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也成为种族争端的是非之地，近日，近200名学生罢课静坐示威抗议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11月19日，校方与示威学生达成协议，同意考虑将威尔逊的名字从学校建筑、机构和项目的名称中抹去。《纽约客》上一篇文章认为，名字可以不必抺去，但大学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做出诚实的批判。

　　为了帮助奥斯本同志同新结交的同志们打交道，我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小红宝书。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25日向英国议会提交新的政府开支计划时，反对党工党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教训他“不懂装懂”，场面令人忍俊不禁。而近日，俄土关系紧张之际，《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土耳其打落了一只纸老虎》（Turkey Shoots Down a Paper Tiger）的文章引发热议。毛主席语录不经意间又火了一把。

　　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讲稿中说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他感叹的是这块大陆缺失了一种欧洲风格的启蒙运动。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应被视为世界的智识中心之一，在13至17世纪，这里产生了大量著名的手稿。

　　——近日，英国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西非：字·形·声（West Africa: Word, Symbol, Song）”，展出战火中的西非古城廷巴克图富饶的文化遗产。《新政治家》杂志一篇文章发出上述评论。

　　如今，气候运动火力全开：摆脱投资、促进禁欲主义、结束资本主义、妖魔化各种人物、预言末日、改变一切。这种漫无目标的扫射在道德上令人振奋，但也让人们分心，使他们无力承认最难以接受的真相，即：这一切都无法阻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运动应该休矣，多做点数学题，并致力于研究那些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政策组合。

　　——29日，法国召开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近15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会议，气候变化议题又成热门。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平克在《华盛顿邮报》上抨击了左派的气候运动，其中“改变一切”明显讽刺了去年写了《这改变了一切：资本主义对抗气候》一书的气候运动鼓吹者娜奥米·克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