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我开始关注关于大量手无寸铁的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报道。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令我非常不安，尤其有一则更是让我流下了眼泪，也就是我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发生的奥尔顿·斯特灵(Alton Sterling)被害案。我依然有家人住在那一带，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感到愤怒、伤心、绝望。我想做些什么，但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说该怎么做。我只是确定地知道，我希望自己的做法尽可能地存有敬意。
几周后，在季前赛中，我的队友柯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决定在奏国歌时坐在长凳上，抗议警察的暴行。坦白地说，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新闻媒体也没有注意到。直到2016年8月26日的第三场季前赛时，他的抗议才引起全国关注，开始出现对他的强烈批评。
这时，我的信仰驱使我采取行动。我想到了《雅各书》第二章第17节：“如果没有行为，这信仰就是死的。”我知道我需要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
星期六，在再次比赛前，我去找柯林，讨论我如何加入这项事业，以及我们怎么做才能对这项社会正义运动产生更强大而正面的影响。我们详谈了我们这个群体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对有色人种的体制压迫；警察的残暴；以及刑事司法制度。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利用我们身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职业运动员所拥有的平台，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
在仔细考虑了几个小时后——中间甚至还有已退役的“绿色贝雷帽”、前NFL球员纳特·博耶(Nate Boyer)到访——我们决定，第二天奏国歌时，我们应该下跪，而非坐着，进行和平抗议。我们决定下跪，因为那是一种表示尊敬的姿势。我记得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姿势就像是为悼念灾难而降下一半的旗帜。
令我不解的是，我们的抗议依然被误认为是对国家、国旗以及军人的不尊重。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一直认为，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的战斗与牺牲，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在公平、自由的社会中生活，有通过抗议表达自己心声的权利。
我爱我的祖国，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话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决保留永远批评她的权利。”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当我看到对柯林的无休止诬蔑时，我是多么难过，他帮助启动这项运动时满怀善意。这可是一个曾经包了一家商用飞机，向遭受饥荒的索马里运送食物和补给品的人。他还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国内那些需要帮助的社区里。我很自豪地称他是我的兄弟，我们应该赞扬他努力在重大问题上寻求改变的勇气。然而，直至今日，他仍处于失业状态，被描绘成是意图分裂这个国家的反美激进分子。
任何一个大致了解橄榄球的人都知道，他的失业与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联盟背弃一个表现优异的人真是令人遗憾。我知道，我参与这项运动意味着我的事业也可能面临和柯林相同的后果。但引用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话说，“当沉默被打破时，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我选择不背叛那些被压迫的人。
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努力被某些评论贬低，比如，在看到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枪杀后说，“他应该听警察的”，或者“没有白人特权这回事”，“种族歧视很多年前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种族歧视和白人特权至今依然十分常见。
令人沮丧而愤怒的是，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是信口雌黄的人，而把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新纳粹主义者称为“很好的人”。他的言论显然是为了加深我们在努力弥补的裂痕。
不过，我深受鼓舞地看到，我的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跟我们团结起来，回应总统的言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掌控着我们运动的宗旨，那就是，为所有美国人——不管什么种族和性别——追求平等。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数量。有些人承认，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是那些沉默的旁观者。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和我们站在一起，也需要其他种族的人。
我拒绝成为那种对不公正袖手旁观的人。我想成为令我的孩子以及子孙后代感到骄傲的人，成为那种面对逆境、努力对世界产生正面影响的人，那种50年后被人认为曾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人——尽管这不是一个受欢迎或轻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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