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难以改变中国模式

前麦肯锡资深合伙人吴子（Peter Walker）最近在纽约发布了新书《强大、不同、平等：克服中美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表达他数十年来对中国的热爱，和通过80多次访华得来的经历，主要目的是扭转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

在最近一场美国华美协进社的座谈中，吴子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永远会无限维持一党制政府。这句话可以说是他这本书的主旨，意味着：西方社会想改变中国？想都别想！也就是说，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治理模式和心态不会改变。

吴子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源自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府的持续误解。他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明中美体制不同的渊源，希望能使彼此更加体谅和接受。过去虽然有不少美国人写的中国社会指南，但这本新书应该会成为未来探索中美关系的入门书。

以前关于中国的“101”基础书中，很少对中美间的思维差异直接做一对一的比较。说老实话，我以前对于这类大刀阔斧的差别性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因为这种操演可能在某种层次上更固化彼此的认知，形成所谓“文化本质论”，为“中国例外论”和“美国例外论”佐证。

但吴子的论述，显示他做了不少功课，势必为中国议题增添一个新的注脚。特别是最近关于中国的英文“类型书”很多，但很多都是基于负面认知加以渲染，如比尔•葛兹的畅销书《骗天：中国共产党对全球霸权的追求》等书，重述了中国威胁论的老调。

吴子的书无疑是逆流而行，虽然也触及一些美国社会或商界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维护中国模式，为中国模式辩解。在目前美国怀疑中国的语境下，这本书能否受到美国学者和读者的青睐，尚有待观察。

“美国模式”VS“中国模式”

在吴子看来，“美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个人主义；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对与错，善与恶，是与非）；国内政府角色的极小化；选举式民主，围绕着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的经济模式；维护人权的绝对价值观；在全球扮演的扩散民主与人权的积极角色。

而“中国模式”的基础特征是：目前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央政府以共识的建立和有效率的决策方式，定义为政府呼应民众需要的民主式选贤与能；除了在很基层的地方，并不采用普选；重视集体意识，即家庭和社会的幸福超越于个人意志；对于人权的态度是相对的，而非绝对；高度的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着重在结果，而不是是与非的对立；对于全球治理的愿景逐渐增加，但基于经济的自我利益和主权的完整，而不是在政治上扩散中国模式。

吴子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过于苛刻。说到“一带一路”，他认为其实是为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一种经济手段，跟政治意图完全无关。虽然中国开始时没有做足够的金融尽职调查，因而对东道国的财务状况掌握不足，而造成一些债务方面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输出它的政治模式。

吴子认为“一带一路”受到了很大的误解。他引用一名中国官员的话说：“我们并不善于讲故事，并且儒家的价值观意味着我们并不喜欢谈论自己。”

吴子还认为，中国崇尚的是东方哲学里的平衡与和谐：对中国来讲，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在美国不同，媒体不能够损害政府的权威。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吴子的看法基本与官方口径一致：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因此对于主权问题和外来干预特别敏感。

政府治理模式的差异

美国的政治系统重视短期任期和权力的分散，和中国集中一党专政的模式，分别有其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渊源。美国的两党制和选举民主，很难接受中国式的一党专政，但吴子认为一党专政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可。

2017年皮尤研究院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政府享有世界上少有的民众对政府的支持，83%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国家的方向，并且76%受访者认为自己五年后的生活会更好。

2018年“艾德曼政府信任指数”发现：59%的美国公民认为政府是最腐败的机构，只有15%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带来更好的未来；但38%的中国公民认为企业是最腐败的机构，68%认为政府可以带动国家前进，正与美国的看法相反。因此吴子得到结论是，一党制的政府，如果有强大的领导力和优质的公司治理模式，便能胜任其所面临的挑战。

吴子的这个观点呼应了最近彭博社创始人、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对中国体制的辩护，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吴子认为，虽然中国实施的不是普选民主制，但将其归为极权主义并不正确。吴子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是独裁政权，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英政治主义，藉由共识决定政策方向。

吴子认为，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从外部看不出究竟，但其成效无可置疑，包括其从民众那里得到的广泛支持。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管理体制除在地方政府层面外，很难（甚至几乎完全不可能）转变成选举式民主。

他认为，中国的一党制对中国人非常适用，中国政府享有世界上很少的高赞同率，而美国政府得到的民众赞许程度反而很低。这是因为美国的极简主义政府，就执行和促成改变而言，在敌对式的两党政治下，效率降低。

一直到2008年前，中国官员对美国的制度有相当的崇敬，但自金融风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对美国是否真正能控制其金融系统感到很怀疑。

吴子对美国选举政治的批评也很到位。比方说，美国近年来对竞选经费的限制逐渐放宽，因此造成从1980年到2012年国会竞选经费上扬六倍，总统竞选经费上扬12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选民选择不参加投票过程，美国有40%的人口不投票。

由于美国采取的是选举人团制，可能造成未得到普选票胜利的人反而当选，如川普。选举人团制也意味着三分之二人口的意志可能不算数。国会议员把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花在募款上，而不是从事他们被选来所要做的事。两党政治经常造成很难突破的僵局。但话说回来，美国在经历了230年的民主政治后，虽然混乱而不可预期，但还是能持久而有效地运行，这跟美国的文化机制有关。

他认为，中国的贤能政治也运转得很好，比方说，中国的五年计划使得短期的运营和长期的投资达到平衡，而美国每年都要出新预算的做法，造成长期对教育、卫生与基础建设投资不足。他举出，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会进入商圈，而在中国会进入政府，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反映的是贤能政治。

有趣的是，和其他肯定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学者一样，他把中国的治理模式比喻为一个大型的企业：有一个强力的CEO领导人，有董事会提供方向，有由精英组成的管理层，以及对长期策略方向的把握和近期的执行。他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反映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哲学。

吴子也提到，中美两种文化的沟通方式有很大差异，中国人很少会给出直接答案，而是会进行观察和感情抒发，或是趋向模棱两可。这种方式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使考虑更周全，另一个作用是避免改弦更张时丢面子。中国式无数的会议和讨论，奉“时间就是金钱”为圭臬的美国人很难适应。

经济模式的各自优势

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模式还有什么优势？中国的城市化，在过去和未来都还会带动大幅度的增长。到2017年底，中国58%的面积实现了城市化，而根据世界银行和麦肯锡世界全球机构的分析，德国在1979年达到了73%的城市化，日本在1995年达到了78%，这显示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吴子认为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经济成就，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无法完成的，和日本、韩国及西方社会比起来，西方社会靠着个人主义要达成的发展进程速度较慢。

另一个中国的优势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在2018年上半年，80%的GDP增长来自于消费者经济；对外国服务业的限制等因素，意味着这些领域应该还有增长空间。2018年达沃斯峰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到2027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会超过日本、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到2018年，60%的中国经济和80%的都市就业岗位都是由私营企业提供的，它们相对于国有企业有优势。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中国的消费者市场以及相当于美国的四倍的人口，加上对个人隐私相对较少的保护，都会使中国企业发展得更快。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彼此间竞争也比美国大。

2000-2017年，中国对世界的经济仰赖度降低了25%，同一段时间，世界对中国的仰赖度增加了三倍；在交易投资和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对外的依赖性越来越低。美国对外投资之中，向中国的投资占比不到1%，而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是韩国、日本和台湾。中国向美国的投资在2018年降低了90%，在2019年持续降低。

美国擅长的领域是航空、生物科技、电讯通信、知识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美国在全球性的服务业如法律、电脑技术、健康、广告、会计和咨询等方面也领先。2019年的全球500强里，有121个是美国公司，中国则在进行跳蛙式追赶，在全球五百强中占了119个。吴子认为除了在半导体生产及生物科技方面，中国在其他前沿领域已经足以与美国抗衡。

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债务问题。目前美国的债务大约是GDP的105.4%，特别是在国会通过了1.5万亿美元的降税政策后，还可能扩大。中国债务大约是GDP的300%，虽然当前去杠杆为要务，去杠杆通常会打击增长率，但吴子认为，中国的债务比较可控，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因此能够吸收去杠杆的压力。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债务都是内部产生，而不是外部，因此比较能够受到政府的控制。

人权和法治问题

吴子认为，在中国没有明显的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这是因为集体的社会表现很好，因而大众赞同个人自由的缓慢扩张。但他也承认，即使有这样的对于个人自由的诉求，大概也在言论管控的过程中被压抑了。

反观美国在200多年的历史中，总是尊崇个人自由和私营企业牵头的经济模式，追求美国梦。联邦政府的角色是保护美国利益，提供基础服务，处理经济关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意味着只要个人的行为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不能强加自己的意志。

吴子的解释是，中国人秉持的是东方的哲学，强调和谐与平衡而不是极端，而美国之所以对人权有绝对的要求，是因为美国的历史一直处于平和状态，在19世纪扩张时期，东西两边边境一直没有受到威胁。

而中国历代以来，特别是在北方，总是有边境的不安全感，且由于人口众多而相对的农地较少，认为衣食住行比人权来得重要，因此政府认为必须先照顾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并设立法制和能够执行的机制，然后才能够讨论谈到人权。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法制的社会应该如何完成？谈到司法独立的问题，吴子认为，在中国，法律制度是以一党的意志为依归，由于普通老百姓对此不关切，所以政府没有动力开放言论自由。

相对而言，吴子也指出，美国治理模式经常暴露出缺乏效率的问题，并且在地方政府的执行上并不有力，特别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如种族问题、枪械管制等等；中国虽然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但美国也因为两极化的两党政治对司法独立性的影响而受到批评，比方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和法官任命，90%是政治操作的结果。

为什么美国始终搞不懂中国模式？吴子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西方对于了解“中国模式”没有抱着开放的态度，且忽视“美国模式”其实未能达成美国开国元老的初心。

那么有了这些历史性的了解，未来应该怎么走？吴子提出的建议是，不要期待中国将会采取美国式的民主，更不要认为中国会变得在军事上更有侵略性，他认为两方都应该由不同的途径来更加了解对方。

吴子认为，中国中央常委会的委员每五年换60%的替换，显示这些职位必须要有成绩，还有中共脱贫的业绩。即使政府有时做得过当，但不能就此否认它有很好的成就。而且美国人应该接受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同。虽然俄国和中国都带有共产主义的标签，但是俄国曾经有军事的扩张，以及财富集中，这点与中国不同。

吴子埋怨西方的媒体主张人权和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始终抱持着偏见。另外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么多反华的情绪是否来自担心自己落后。这种零和博弈的心态，无助于双方的互相了解。

未来的建议

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呢？吴子建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和认知，美国不应该为中国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感到惊讶或怀疑，美国企业应该要协助美国政府了解到关税和签证限制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

美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必须超越交换名片还有一些社交仪节，而设身处地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和耐性，并且美国必须避免总是要求中国要怎么做，这样子中国会认为他们很霸道。

当然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吴子的读者应该是美国人，翻译本要到一年之后才会在中国问世，因此具体的建议仍然是从美国的观点出发，而不是期望中国有任何改变。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相对较多，已经有2600万名中国人曾经访问美国，而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人的数字在100万之下。

最近由于一连串事件，如NBA火箭队经理的推特等，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对于有商业利益人士的立场的质疑。美国人和中国的生意往来本是一种正当的互动形式，但有商业利益的人发言，其可信度在美国的舆论逻辑经常会被打折扣。

我个人认为，虽然中美双方在不同事务上有不同立场，反映了历史沿革的影响和“民族心理因素”，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决定论或本质论注定双方的模式完全不能更改，而是应彼此学习和妥协。吴子的论述所举的例子大部分是历史上的应用，透过儒家哲学来理解中国当代的治理模式，比方说，他所强调了社会和谐，但对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并没有真切的讨论。

对于一般美国读者来说，由于他的论调和中国官方口径十分一致，可能更难有说服力。他所引用的美国政府不受民意待见的现象固然不可否认，但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习惯反映负面的情绪，这并不代表其体制的失败或被人民摒弃。

重要的是，中美两国都不应借着闭门锁国、故步自封来证明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应该让自己的文化勇敢地与外来文化在碰撞中获得不断创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