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卡梅伦今年2月宣布举行公投以来，经过4个月的激烈缠斗，英国脱欧公投终于有了结果。公投统计结果显示，脱欧一方在投票中胜出。虽然人们对此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但结果一出还是令人感到震惊。
从投票情况来看，导致英国公投结果脱欧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英格兰北部工业区最终大多投票脱欧，这些地区长期经济不振，成为英国工业的空心地带，当地的萧条与伦敦等大城市的繁华形成强烈反差，最终上演“草根”对精英的“起义”;而是原本以为投票率较高的留欧地区，例如苏格兰地区，最终投票率不高，有分析认为这也是经济原因所致。
英国人最终选择了放弃欧盟，英伦三岛不仅是在地理上，从此更实在政治上使自己孤悬海外。
英国脱欧固然有很多原因，譬如近代以来欧陆政治的游离，英国愿意发挥“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而不愿与欧洲大陆绑定，英国坚持国家主权至上等等。但如果这事与美国大选共和党推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崛起、香港本土主义盛行等现象结合在一起看，它们背后都有着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特点。
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还有新的疆域可以开拓，也由于资本主义内部不断加以改革和调试，再加上新技术的不断突破，欧美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持续的巨大提高，贫富分化主要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国家为单位存在。
但是最近几年来，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已经到达尽头，贫富分化在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严重。以英国为例，位于都柏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基金会”2015年对英国人的工资收入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英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上升，2015年为0.404。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0.346，这说明英国人的收入水平在欧盟中分配最为不平等。
另外，由于制造业主体转移至国外，很多中低端服务业岗位有被移民占据，中下阶层的“被剥夺感”尤为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开始推行“去工业化”战略，不断缩减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将汽车等许多传统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及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发展金融、数字创意等高端服务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GDP转向负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甚至下滑至-8.6%。国际金融危机给英国带来沉重打击，也让英国政府意识到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无法持续保持国际竞争力。因此，英国政府开始摸索重振制造业，希望重现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辉煌。
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让英国政府重振制造业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欧盟的自由化主张(商品的自由流动、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开业自由)更是让英国民众在这场捍卫本土实体经济的战争中本应获得的红利被瓜分至所剩无几。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欧美国家面临着重建自身优势的挑战。这些国家民众感受到的问题很多来自于地缘经济形势对变迁。英国最终脱欧，是在后危机时代，英国疑欧情绪极度发酵的结果，是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全球化退潮的写照。
但将深刻复杂对社会矛盾归咎于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归咎于各种地区一体化组织的绑缚，归咎于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成为了民粹主义非常方便的解释。
公投最终结果是对投票初衷的极大讽刺，也检验出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形式根本经不起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极右主义的影响。英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试图用简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盘根错节的现实困境，世界没有那么便宜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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