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死亡上的平等 女“人体炸弹”是这样炼成的

　　【万维读者网】两年前在耶路撒冷，“轰”的一声巨响，巴勒斯坦妇女瓦法·伊德里斯引爆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弹，成为巴勒斯坦首名女“人体炸弹”。在瓦法走上不归路前几个月，美国女记者芭芭拉·维克托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她。瓦法死后，维克托进行了大量采访，以探究像瓦法这样的女“人体炸弹”走上绝路的深层原因。近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了维克托的相关文章。在维克托的笔下，瓦法是一个绝望的女人，以色列的占领让她绝望，丈夫对她的遗弃让她绝望。生命于她一片空白，出路似乎只有毁灭。


　　“在死亡上的平等”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些事会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永恒的烙印，即使岁月流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中的主角仍在我们心中历历如新。对我来说，这些永恒的烙印来自于我在中东地区采访时的见闻。

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黎巴嫩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大屠杀事件。两天后，记者被允许进入难民营采访。大劫难之后的难民营让人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和废墟，在废墟里人们偶尔会发现一些曾经富有生命气息的小东西，如一个扭曲的塑料玩具，一只残破的盘子等。

一位巴勒斯坦妇女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尸体的恶臭弥漫在她周围。我在她旁边蹲下来，问了她一个记者此刻最常问的问题：现在作为一家里惟一的幸存者，你有什么感受？另一个问题或许更为残酷：带着这些折磨人的可怕的回忆，你将如何度过余生？

这位妇女立刻断定我是美国人。她抬起头看着我，用出奇流利的英语说道：“你们美国女人总是男女平等不离口。现在你看到了，我们巴勒斯坦女人跟男人一样平等地死去。”她对妇女解放如此残酷的解释，至今仍在我脑中萦绕。


　　初识瓦法


2001年11月，我在拉马拉陪同一位法国摄影记者，采访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志愿者。红新月会驻拉马拉办事处设在一栋三层红瓦建筑里，距市中心广场不远。办公室在一层，屋子里家具不多。在古铜色的桌子旁，围着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在房间一角的墙上高高挂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新闻节目正在报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局势。

当天在办公室值班的有5人，3男2女，他们彼此熟识，偶尔互相开开善意的玩笑。但我注意到，他们的坐姿显得有些局促，手臂紧紧抱胸。这种“身体语言”是一种高度紧张的表现，在巴以新一轮冲突加剧之际，他们毫无疑问都承受着一种强大的压力，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召唤去参与救援工作。

我的法国记者朋友把摄像机对准了他们，他们随即报出各自的姓名和年龄。当瓦法·伊德里斯说自己25岁时，大家都笑了起来，她显然是在撒谎，因为她的实际年龄已超过25岁。我打量着他们。这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的头上蒙着红白格子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一手拿着一枝步枪，一手持一本《古兰经》，用阿拉伯语在说着什么。其他人还在说说笑笑，我注意到瓦法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电视上的男子正在做告别演说，之后他将到以色列某处发动自杀性袭击。瓦法聆听着这名“烈士”的每一句话，她身体前倾，嘴巴紧绷，表情紧张、严肃、坚毅。这名男子演讲结束后，瓦法突然挥动了一下右臂，这个动作我至今记忆犹新。

两个月后，也就是2002年1月27日，瓦法作为巴勒斯坦第47名“人体炸弹”，被记入巴勒斯坦历史，她也是巴勒斯坦首名女“人体炸弹”。当时我正在法国巴黎，曾经跟我一起采访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志愿者的那位记者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手头有关于这次自杀性爆炸的图像。我立即冲到他那里，目睹了那可怕的一幕：瓦法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耶路撒冷一条道路的中央，上面随意盖着一块塑料布，在她遗体的不远处有一只血淋淋的胳膊，那是她的右臂。


　　“她是我们这里的”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拉马拉阿尔-阿玛里难民营采访瓦法的家人。她家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我看到家家户户外都挂着瓦法的照片。手拿玩具枪的巴勒斯坦孩子冲过来，指着瓦法的照片，要我为他们拍张同“英雄”的合影，并高兴地喊着“她是我们这里的”。一群大人在瓦法的家周围徘徊，他们都想告诉我一些关于瓦法的情况，以让我了解瓦法在这里受到人们何等的尊重。

我走进瓦法家里，发现已空无一人。瓦法死后，以色列军队就把她家砸了个稀烂。白色的金属门被卸了下来，客厅窗户的玻璃被打碎，碎片散了一地，墙上布满弹孔，抽屉被扔到一边，床也被掀翻在地。只有墙上挂着的瓦法在她短暂生命里的各种照片完好无损，其中一张是阿拉法特接见她和她的同学们的合影，当时她正从红新月会学校毕业。还有一张照片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照片中的瓦法额前围着一条头巾，上写“真主伟大”。

虽然一片狼藉，但我仍感到在瓦法的家里她的灵魂充溢着每个角落。站在她家里，我的腿沉甸甸的，难以举步。走出瓦法的家，我发现她的家门外围了很多人。所有人，不论年龄大小和性别，都在向我说着同样的话：他们中出了一位巴勒斯坦英雄——一个随时愿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女人。

瓦法死后被尊崇为一位巴勒斯坦英雄。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人们抬着上覆巴勒斯坦旗帜和瓦法照片的空棺材，为她举行纪念仪式。在拉马拉中央广场，如今仍摆放着瓦法的一幅大照片。在瓦法的葬礼上，人们将她称为“巴勒斯坦之花”和巴斯斯坦新女性的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年轻学生每天上课前都要念瓦法的名字。一群少年在上学的路上高声唱着：“瓦法，我们爱你！”埃及一位影视制作人专门录制了一个纪念瓦法的电视节目，在阿拉伯世界播放。


　　痛恨以色列的占领


瓦法将自己引爆3个月后，我再次来到阿尔-阿玛里难民营，去看望她的母亲。此时，瓦法家的房子已经在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得到修缮，而资金则是由法塔赫提供的。

瓦法的母亲玛布鲁克·伊德里斯56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见到我，条件反射似的拿起女儿的照片，说道：“感谢真主，女儿为巴勒斯坦事业献出生命，我感到骄傲……”在同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玛布鲁克哭了起来。她说：“如果我知道她去干什么，我会阻止她的，我为她感到悲伤。”

瓦法1975年出生在阿尔-阿玛里难民营。1987年巴勒斯坦人发动第一次反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瓦法和千千万万个巴勒斯坦孩子一样，充满了战斗的热情。她的一位朋友在起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对她的影响很深。瓦法的一位儿时伙伴伊提梅还记得她们一起穿越重重关卡，到以色列北部探望他们在狱中的哥哥时的情景。伊提梅说，瓦法最敬爱的哥哥卡里勒因为是法塔赫成员被以色列逮捕，入狱8年。瓦法曾坚决地告诉她，她不在乎以色列人会不会杀了她，只要探监的日子一到，她就会去探望哥哥。

瓦法的母亲玛布鲁克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出租车司机，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一个被捕，一个因为戒严丢了工作，这让幼小的瓦法感到很绝望。” 玛布鲁克说，笃信伊斯兰教使瓦法英勇无畏，但犹太人的蛮横无理才是促使她参加战斗的真正理由。


　　一个“不完整”的女人


但是，瓦法的很多朋友仍旧无法理解她为何走上如此极端的道路。

瓦法在红新月会的同事阿罕拉姆说：“真难以理解，瓦法在工作时那么快乐，她的积极乐观能感染每一个受她照顾的人。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要用暴力复仇的话。只是在休息的时候，她才会显得有些沉郁。有一次，瓦法在翻看一本旧杂志时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能把所有她喜欢的漂亮衣服都买下来啊。”

瓦法的大嫂维希姆说，瓦法自几年前与丈夫离婚后就变了一个人。瓦法的三个儿时伙伴对此点头赞同，而瓦法的母亲玛布鲁克一提到这件事，立刻老泪纵横，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因为我的女儿不能生孩子，女婿就与她离了婚。瓦法知道她不可能再次结婚，因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是有污点的女人。尽管她年轻、聪明、漂亮，但已失去了生活的支撑。”

1991年，年仅16岁的瓦法嫁给了堂兄阿罕默德。丈夫大她10岁，瓦法自小就仰慕他。这本是一桩幸福的婚姻。然而，9年后，瓦法要做一个贤妻良母的美梦破灭了，那年丈夫因为族人的压力，与一直未能生育的瓦法离了婚。瓦法1998年曾经怀过孕，但不幸流产，这更使阿罕默德蒙羞。他说：“我的家人一开始怪瓦法，后来又开始责怪我，他们说我太虚弱，不能将一个强壮的婴儿送入瓦法的子宫。”

流产后，一名当地医生当着阿罕默德家人的面，宣告瓦法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此前瓦法从没有看过一个专业的妇产科医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检查和治疗，一个普通医生就这样轻易地宣布了她的命运。

瓦法流产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吃饭、不说话，整日躺在床上，不打扫房间，也不给丈夫做饭，照顾他的起居。瓦法的密友伊提梅说：“她失去孩子后，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阿罕默德想再娶一位妻子，瓦法的反应歇斯底里。她痛苦流涕地对丈夫说，她爱他，但从没有想到过要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他，希望他不要再娶。看到瓦法执意不愿接纳另一个女人，阿罕默德遂与瓦法离婚。瓦法回到娘家，前夫再婚时的婚礼队伍就在她的窗前经过，瓦法心神俱裂。更让她痛苦的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被抛弃的理由--她不能生孩子。这意味着她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一个不能为巴勒斯坦提供反以战士的女人。

阿罕默德婚后不到一年，新妻子就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一年后又生了一个。瓦法希望阿罕默德能重新接纳她，但他说他的新妻子不同意。


　　为什么有那么多“瓦法”

瓦法是贫穷和无知的牺牲品，她的痛苦是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痛苦生活的一个写照。加沙一位心理学家萨拉杰说，瓦法心里很清楚，她已经没有未来，惟一的解脱就是成为一名“烈士”。而寻求这种解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巴勒斯坦，每个组织，不管是哈马斯、杰哈德，还是阿克萨烈士旅，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想成为‘烈士’的人很清楚他们该往哪里去。”瓦法的朋友阿拉姆说。

继瓦法之后，又有3名巴勒斯坦妇女成为“人体炸弹”，另外还有大约80名年轻女孩希望追随她们的足迹，只是未能成功。我走遍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与这些女“人体炸弹”的亲友交谈，探究她们走上绝路的原因。

我发现，招募和培训这些女“人体炸弹”的全是男人。他们曾试图说服自己的姐妹、女儿或妻子去充当“人体炸弹”，称只有像一位“烈士”那样死去，才能恢复她本人和家人的名誉，她们的来世才可能充满快乐，她们才会被人尊重，与男人享有平等的地位。

然而，死后她们并未能享有同男人一样的待遇。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发言人兰提西在瓦法实施自杀爆炸后不久承认，那些男“人体炸弹”的家人每月能得到400美元津贴，而像瓦法这样的女“人体炸弹”，她们家人每月只能得到200美元的津贴。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