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遗产与制度性腐败

　　【万维读者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现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热潮中，一些在香港的分析人士指出，在评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物质生活改善贡献的同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带来的腐败成灾、社会道德危机等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纪念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系列活动这个星期在香港隆重展开。由中国内地和香港八个机构联合举办的大型摄影文物和文献展览星期四下午在香港展览中心开幕，其中一个重点部份介绍邓小平跟香港的不解之缘。

据报导，大公报等三家机构星期五将举行香港各界缅怀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大型午餐会，届时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以及邓小平生前的工作人员也将出席。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一些批评人士表示，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固然令人称道，但是对于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严重局限性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部的丁学良教授指出，邓小平在文革后的前几年一度考虑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1982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后，在一些党内元老的消极影响下，他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他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那两年中间，他的改革方案确实比较全面，既考虑到经济改革，同时也考虑到政治和行政的改革。最令国内外学者称道的是他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那篇讲话。这篇讲话体现出邓小平非常明白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落后，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专制，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负的问题，他很明确地指出，中国很多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好。假定邓小平以后的改革政策到他去世为止是沿着那个思路下来的话，我想，今天的中国将会非常不一样。”



丁学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制度性腐败跟邓小平的政治保守态度有直接关系。他表示，治理腐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有充份监督机制的、透明的议会民主制度，二是毛泽东式的个人专制下的廉政，而后者是以国家经济不受市场导向、国家和私人经济活动受到极其严厉限制乃至社会陷于封闭状态为代价的。

这位刚刚在四川广安邓小平家乡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后回到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说，邓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要增加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成份，一方面要中国经济推向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丁学良说，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社会里的经济活动自由度就大大增加，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财富也大大增加。他说：“这两个大大增加就提供一种可能性，使得那些有机会腐败的人面临更多的资源和诱惑。在这个条件下，你又不发展多元的、透明的民主的议会道路，用民主来制衡，显然造成了今天中国的状况。一方面经济的比较长期的增长，这也是个事实，同时社会里的腐败也是长期的显著增长。”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徵的腐败毒瘤是邓小平经济上松绑、政治上箍紧的所谓“一只脚改革”的最大恶果。蔡咏梅担心，积重难返的腐败现像可能毒害中国的民族性格。她说：“腐败会逐渐变成一种民族性格，沉淀下来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中国的民主化实现以后会非常严重地侵蚀中国的民主机制。中国很可能会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发展。”

丁学良认为，跟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中国国家政治生活整体条件的改善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但是同更高的目标相比，也就是使中国不但变得更富裕，而且更公正，使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教育、道德等方面得到复兴，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就显得非常不全面。

丁学良说：“他没有尽他那样的权威，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威。他过去的经历，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使得他有切身的痛切感受，但是他完全没有把这些东西转变成一种能够为中国各方面长期持续的进步设定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他在这方面的遗产实在是太脆弱了，太少了。”他认为，人们今天看到的制度性腐败及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许多不良后果可以追溯到邓小平当年没有坚持政治改革的历史源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