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铭来稿：公共服务与政府诚信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马铭来稿：我所旅居的这个国家，每当进入冬季，漫天大雪周周有，因此清除积雪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清雪工作也在数月间也给当地低收入者提供了极好的工作岗位。对广大市民来说，这项清理积雪的工作，是衡量当地政府的能否提供良好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 ）的重要指标之一。



回想，在北京，2000-2001年交季的那个冬天。这一次北京罕见地下了大雪，道路都被雪遮盖了。我等上班族，依然照旧骑着不怕摔不怕碰的自行车去工作。在雪天骑车，当然需要技巧的，可是习惯了，从上高中起就是天天骑车去上学，遇上洪水和积雪都不曾停过。可是这次却大意，在北京新成的漂亮公路上拎着胆子赶路，没想到后面来的一个轿车，从我前面改线右偏欲出主路，转得突然又是雪地加滑冰，结果我连车带人就被带倒了。幸好双方的速度都不高，可是就是停不下车来，只好认倒楣。两天后，主要报纸和广播都在播放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知，号召各单位组织职工清理门前的积雪和黑冰。降雪事件，不仅影响到交通，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市容。当然，面对此次大范围内的积雪事件，北京市政府可以争辩道，北京市多年没有大规模降雪了，相应的清理机械和应急准备都很不足，根本不可能如那些半年以上时间都在下大雪的国家那么有经验。辩解的有道理。不过，从北京此次的降雪事件，是不是可以衡量出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应急水平来呢？



不论冬天积雪问题，咱作为一个小百姓，碰上过并心有余悸;就是夏日洪水麻烦，咱虽然处在北方城市，也曾数次遇上并且"以此为乐"。上高中和大学那段时期，一到夏天，城市某几处某几条街总要被水淹。当时力壮，总是能乐呵呵地扛着自行车行走在过膝的洪水中。真是年轻不知愁滋味，没认真地想过哪些老人和小儿怎么办，也没更多地关注过南方一些城市漫漫的洪水。谈到城市洪水，我的熟知的一位老太太，曾是著名的给水排水专家，就气不打一处来：两山夹一川，城市地处这么一个盆地，道路排水设施是建国和文革时期的，我早就向市长提过建议修整城市排水设施。同时也在当时，开全国之先，办了两期城市防洪排水培训班。可是办培训和交报告没用，市长觉得事态不危急，大学觉得这种培训班不挣钱，就这么拖得什么也没有了，洪水却来了。



也许有人说，你现在所在那个国家，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当然要尽心来做这些清积去瘀的工作了，"拿着纳税人的钱肯定要为纳税人做事"。这种流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没错。但是在实际中，却把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金钱化庸俗化了。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流水线作业、分工和合作这些都已经成为大家熟知的概念。而且，政府在组织化的人类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所起的作用并不能用金钱来作完全的衡量。



在此多说两句粗浅的话。在一些人的流行观念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再加上人权和民主两个词，"资本主义是自由竟争社会"的概念就这么被根深蒂固地植入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大家都曾惊叹，没想到资本主义在短短的时期内所产生的财富比前面几个人类社会产生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得多。而且在惊叹之余，不少人把这种成就归功为自由竟争和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结果。这种认识没错，却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仅带来新的生产力，更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带给人类社会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正是这种组织化和制度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可观成果。只要你曾在任何一个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你就感受到这种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给你带来的影响：种种便利，同时也深刻地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囚笼"时刻在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会产生英雄的社会，而是大量产生嬉皮士的社会）。这个无形的囚笼是什么呢？



言归正传，一个论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正是人类社会组织化的需求之一。只有约束资本限制权力，政府才能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可惜的是，当今的各国政府却是处于资本和权力的漩涡中心，欲自清而难有作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家（现在大家流行用"资本投资者"）; 就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占主流的是官僚。资本投资者关心的自然是，能不能自由地赢取投资效益最大化。作为社会个体的他们所具有的这种投资倾向，与社会的组织化有着难以平衡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资本投资家是社会大生产的受益者，他们得益于社会的组织化结构，从而可以对劳工进行严密组织以获得最大化的投资效益，他们应该是社会组织化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但是，他们能不能成为公共服务的积极的推动者呢？



事实是，很多资本投资者还不能/不愿承认自己的投资与公共服务有直接关系；对他们而言，其首要任务，是作为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拼杀，虽然我们也经常一些企业时不时组织一两场"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类的研讨会。



公共服务的积极功能与企业的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资本投资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及时认清辨明。其中的认识过程，对资本投资者和劳工来说，都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过程。对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来说，１９世纪是一个生产力急剧发展和劳资严重对立的时代；换言之，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产生代表劳工利益的马恩学说。直至 1930年代，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欧洲及日本等，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由于投资问题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同时迸发的急剧的社会矛盾，这表明某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了。 二战后，在1950年代，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都采用了国家福利政策。诸如全民义务制教育、失业退休计划、医疗保障制度、农产品保护制度等等，现在大家熟知的社会经济福利制度竟相出台和实施。 实施这些公共服务，一句话，就是把一些人占有的大量经济资源，分出一部分来，通过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把这些资源与更多人共享。



对于这种资源分享和社会福利，在此，我强调两点：



一是这种共享，是劳资矛盾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时的产物，是主流社会被迫进行自我调整和部分约束的产物。因此，这些社会福利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存在的，二者在政治上的争斗也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家们必须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社会经济情况，在二者中间保持平衡，不断进行调节。



二是这些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并不是与民主选举制度同时产生的。即，这些制度与民主选举制度并没有天然的联系。一个起码的常识就是，实现了民主选举制并不一定给全民带来良好的公共服务制度。但是，是不是民主选举制度会更好地促进这些制度的实施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民众对这些保障切身利益的制度，能不能产生强烈的要求并付之与足够的行动，将是保障这些公共服务制度顺利实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少人说台湾的选举制度水平之高在华人世界是罕见的，但是大家更应该看到除了选举的之外的更多的台湾民生建设的细节：比如，当你打开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劳动保险局的网页，就会发现不少法规项目描述－－从劳工退休金、劳工保险、就业保险，到职灾保护、工资垫偿、农民保险、福利津贴等。没有这些踏实的公共服务建设，是不可能有成功的选举制度的。又如，外人除了观察台湾选举时的大游行外，也要研究其他一些类型的游行?D?D 2002年中，几万劳工涌上台北街头举行"反健保调涨大游行"，抗议政府不能控制医疗浪费，却把大量的亏损，以改革健康保险制度为名，调高保费将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喊出 "执政无能全民买单"。由此可见，民主制度不是仅以民选制度为特征的，没有踏实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建立在不稳定社会基础上的民选制度是不可靠和充满 "利用和被利用"的把戏。对中国来说，在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以自由选举为特点的政治游戏制度，正如早先我说过的，国内权贵（种种既得利益阶层）和海外的民主势力很可能联合起来，以民主选举的名义，再次把国内民众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些社会经济制度可以说是社会保障、国家福利政，但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制度说明了什么？



这些制度是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要想产生巨大的财富，人类社会就要组织化; 要想组织化，关系民生的福利制度就必然要实行。公共服务意味着民众特别是劳工，在可承受范围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享用到直接关系日常生活水平的社会化服务（ Affordable Public Services）。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对普通民众尤其重要。暂时让我们抛开哪些关系民计生存的社会福利制度，单以微不足以论道叙义的公共交通系统为例，比如，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公共交通特别受民众青睐。2005 年下半年以来，油价飙升，不少居民纷纷转使用公车;因此，提供完备快捷的公共交通网络是每个市政府的必作的功课之一。当地政府如果能认识到这种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也就能下决心实施公交优先的公共政策，至于搞"公共交通专用线"必然是其中本义了，而不是左右为难，众云我晕不知所宗了（北京市政府就公交专用线讨论已久，但是受方方面的制约长期议而不决。最近传来好消息，去年开始，已经在个别路段搞起了专用线试点工作）。



在一个缺少公共服务的社会里，人们膜拜的是金钱，和对作为金钱象征的资本投资家的崇敬。因为以上这些于普通民众很重要的公共服务，对资本投资者来说，其生活水平早已超越了这种服务水平，享受社会化服务也根本不存在能承受与否的问题。于是，对普通民众来说，对公共服务的渴望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金钱有了就能享受到无所不及的服务。



在一个法制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当地政府说，我建厂投资于你处，提高了当地就业率，又交纳了足够的税金，你还要让我们贡献什么？反之，我们还很不满意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和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对政府来说，就业率和公共服务是当地社会的左右两翼，缺一不可：就业率上不去，其他一概不好谈 ; 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在民众中没有诚信，市政方面的很多工作又没办法做下去。当地政府只好在主流的资本家和非主流的民众中间尽量维持某种动态平衡。



对一个小小的当地政府来说，这种动态平衡至关重要; 而对整个国家来说，也必须保持"自由的资本投资主义"和"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国家福利政策"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和公众的价值取向。



在当代的主要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里，政府被迫实行这些国家福利政策和制度; 自由的资本投资主义也被迫接受种种约束。对资本的约束和放开，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其争斗不断地在国家的政策和选举等方面表现出来。当今民主制度下的选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从名称上来辨别各党派的主张了。选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必须认真地比较一下这些政党分别对资本和社会福利持着什么样施政纲领，和思考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



作为竟选活动主角的政治家们也同样清楚这种争斗，要想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么必须在保持公共服务和资本中间的平衡。当年美国的小布什总统提出的竟选口号之一是减税，加拿大的保守党也在新近的大选中提出响亮的减税计划。减税，特别是收入税的减少，对富裕阶层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呢？于是选民们要算一算减税后的实际家庭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D?D收入由于减税有所提高，但是现在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在减税的风潮影响下，在未来的几年里会有什么变化呢？这是一笔不太能算得清的帐。政客、广大中低收入的家庭和资本投资者，每个阶层都要在心里衡量一下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与赤字）、社会福利、投资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和预测一下未来趋势。



以上，从形而上的政治经济角度讨论了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服务制度；以下，从公共服务的具体实现角度，并以2005年闻名的美国飓风事件为例，来看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2005年8月飓风横扫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受灾最严重的新奥尔良市，全市淹没，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新奥尔良市地形呈碗状下凹，平均地势比海平面低，这个地理特点政府清楚，民众也知晓。长期以来，资本投资者紧盯的是新市墨西哥湾的石油，于是大量人口持续从四方八面涌入，大片本来位处河海交界，承担保护海岸线功能的新市的天然湿地沼泽，结果很多都被填平开发成道路住宅商场等。可惜的是，在这次公共危机事故中，密西西比河上游水库漫坝，兼之沿岸的海水倒灌，新奥尔良市全市淹没。新奥尔良灾难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公共设施让位于资本投资开发，江河过度开发和缺乏管理。



当地政府对此次灾难估计不足，此前并未做好防灾的准备，随着飓风加剧灾情加重，政府的应急管理和危机控制能力几乎丧失。而布什的联邦政府，对当地的灾情更是知之甚少。飓风袭击4天以后，总统布什才到灾区视察。新奥尔良市长说："联邦政府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我们能派兵去海外，却派不出兵来新奥尔良"。新奥尔良灾难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政府应变灾难意识和能力薄弱，公共服务的实力和应变能力都显不足。



政府的这种公共服务能力，无论是对实力不济政局不稳的弱国，还是对当今巨无霸的美国而言，都至关重要。记得2004年底，小布什争取连任，与民主党的克里展开激烈竟争。克里的竟选主张的是宣扬美国应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本土事务上，布什却依然高执反恐大旗谋求势力对外扩张。结果布什微弱胜出，令一些自由左倾的知识分子大跌眼镜。据一些美国选民的表态，说谁做的事谁就应该负责到底，所以我们还是把选票给了布什。连任后的布什面对选民选情也不得不更多关注本土事务， 2005年的新奥尔良灾难更是搞得灰头土脸。唯一可聊以自慰的就是，在2005年底，伊拉克进行了美军主持下的民主选举。



以上谈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家（他们的长项是资本投资获取效益最大化），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社会情况。在中国的悠久的封建社会传统里，占主流的可以说是官僚（他们的长项是权力运用）。在这种封建官僚体制下，政府能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呢？



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苦读赶考，幸运者一日飞天，福及九族。无论出身多么寒微，书中自有黄金屋。国家财政收入就那么多，怎么读书读得好当了官，就能变出黄金屋来呢？中规中矩按国家例律行事，谨谨业业地为一方子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是不可能从书中掘出黄金屋来的。"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从这个俗语中可以看出，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体制是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给民众的。因此，才有以下一些俗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及"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官员们不是因贪污而被法办，就是退休后作钱财无忧逍遥自在的寓公或者当一回天高皇帝远一方说了算的老财土皇帝。



现在有人争论，根据中国的历史上的土地分配情况，历史上的中国不是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国王封地给骑士的封建制度相比）; 同时也争论道，中国历朝历代的末国时期之起义和兵乱，并不是因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而引发，而是因为苛捐杂税不堪重负农民而铤而走险。其实，不论这些细节争论，从总体上来看，是官僚地主为代表的社会主流，占有大量社会经济政治资源，但是却不能 /不愿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给其它非主流社会。其它非主流社会，要不作人身依附于主流，要不只能铤而走险。当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官僚们，不取尽义务交纳应该的税金于国家，而是欺世盗名，把这些税金转移分摊给占有少量土地的或者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那么这些农民必然长期承担日益沉重的赋税，直到某一天这个国家轰然倒塌。现代社会以前的诸等社会（不论原始社会，只论社会财富发展到相当丰富阶段的人类社会），一个核心特点就是占有大量资源的主流社会没有与其他阶层共享资源的自治力和外部约束力。这种特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表现很突出。以上的关于中国是不是封建制度及土地兼并的争论，其实是在为土地私有化张目希望找到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现阶段中国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我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官僚及与之相依附的阶层，关注的是"权力运用"，围绕"权力运用"而转。权力能带来金钱，能享用到普通民众不可能想到的种种好处，而且权力是来自上面，因此在权力将带来一切的潜台词下，民众以当官为人生目标，官员只会唯上而不会可能会唯实唯民。从土地的兼并和税收的泛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官员都可以自诩为国家的象征，吞并臣民的土地和指派他人的税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个官员运用权力可以掌握一个普通民众的生计甚至命运。按理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僚是为被雇佣地来替君王管理王土的，但是"县官不如现管"，在传统的中国官僚体系中，官僚利益网是一张庞大的利益网，经常发生君王也耐何不得的情况。实际上，中国君王对朝野的统治有时是流于表面的。对民间底层的统治，君王要依靠庞大的官僚和乡绅势力来维持平衡和稳定。于是打着君王招牌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利的行为成为流行，这种普遍行为，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和频繁地发生；虽然现在 "新中国"的官僚们，改称自己为党的干部并以集体国家的利益为口号来执行国家的改革政策。因此，略知历史一二的文人，只能感叹"中国吏治之坏"！



针对官僚阶层的这种弄权舞私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以法治国的呼声和政策主张，比如战国后期兴起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起源于对贵族特权的反对。那么社会主流从贵族转变成专门雇佣来治国的官僚，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法家的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实际上，在法家产生后的２０００多年里，新特权不停地产生，法制不停地被破坏。按中国人的思维，法家的主张是"严而少恩"的，行法将使"亲亲尊尊之恩绝矣"。东汉史学名家班固在《汉书》中明言："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由此看来，法家思想在中国的不仅实践中频频碰壁，在思想领域也受主流非难。



现代中国，从引进西方法治概念的角度，也大讲特讲"以法治国"。但是请回头看一看法家思想在中国的兴衰，请分析一下"吏治"及官僚运权的特点。不仅引进西学也要总结自家的经验教训，如此，"以法治国"也许不会沦为空谈。



在以吏治国的历史上的中国，当然是没有公共服务这个概念，但是"安居乐业"这个颇具理想色彩的词却深入人心。"民生""安居乐业"是历代中国统治者的理想之一。民生安定在统治者眼里看来，是上层对下面的施与；或者在一些情况是，形势所逼的权益之计。在缺少公共服务的社会结构中，统治者对民众的控制只能体现在表面上，正如前述君王要依靠庞大的官僚和乡绅来维持统治。这种官与民各为皮表的事实，只要看看官方主流文化和老百姓民间文化，两种风格迥异不时地背道相驰的文化，就可以窥见一二。



既然以封建官僚为主体的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给子民，民众只能各想办法。那么在这种公共服务缺乏的日子里，百姓也只能"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形成一种社会冷漠，" 处江湖只能各顾各，在庙堂不捞白不捞"，形势紧急之时"莫谈国是"即是保身明言。再以辛苦背诵的读书人为例，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无数成功的读书人来自于贫瘠的乡村，可是乡村并没有因为这些人而环境发生变化摆脱贫穷，至多增几处祠堂和添些牌匾。而且，在被惩处的贪官污吏中间，出身寒门的比比皆是。他们并不因曾经贫困过而体恤民生之不易，反而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心里有种报复攫取的心态。当然了，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古道热肠、相互支助也是被世人乐道的传统之一。但是被分割成一个个自顾不暇的民众个体，也只能以微弱的力量来维持这个优良传统的延续。



中国社会中表现突出的裙带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缺少公共服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既然大的范围内无法享受公共服务，那么只能在小范围内自我实现。这种逻辑的必然表现就是小团体利益往往凌驾于大团体的利益之上。这种无形中形成的消极的中国民间文化意识，在国家不安定的时候，彰显的特别明显 ; 在国家需要民众出力的时候，其往往起着顽固的侵蚀腐化作用。同时，也有各地豪雄，善于利用民众的这种自谋出路的思想，施以种种恩惠，在小范围内提供种种公共服务，拢聚人心，割据一方。



一言之，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公共服务反而是弄权的官僚成为主流这种事实，我们后人不可能要求太高，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小农和小手工经济基础上的，这种经济基础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但是在此，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拥有工业化大生产经济基础的现代中国，其公共服务现状是什么呢？现代中国人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建国治国之路呢？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政府能不能提供公共服务，能不能在民众心中建立起"保证公共服务的诚信"，不仅关系到民众能不能安居乐来，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政府国家的稳定和安危。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经常可以见到这么一种现象：政府没有这种诚信，但是还要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那么在官僚们的逻辑中，必然要全力依靠国家暴力机器了。从意识形态到治安稳定，从文字狱到锦衣卫，这种逻辑不停地在中国历朝历代重复上演着。



家与国民与官，全靠政府的诚信而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有学者说，在1840年代以前，中国人心中根本没有国家概念。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说得对。没有国家概念，集中地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缺少是公众概念，更不用说公共服务了。但是也说得不尽然，历史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公众国家等现代概念，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稷为轻，民为重"和"处江湖之远，思庙堂之安危"这种政府与民众的积极互动思想还是源源流长的，直至身处乱世的中国人不得不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历经各国侵华，共和初现，日寇入侵八年，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应该说"国家"的概念几经苦难，还算是进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说到近现代中国历史，很多人很关心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这 30年的历史，那么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如果从国家概念，从政府的公共服务概念上来讲，这段历史是中国人对如何建设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并且卓有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本，对百姓来说，就是三个法上：土地法、婚姻法、教育法。法都不大，却意义深远，带给中国百姓现代社会的观念。作为形而上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制，给普通百姓的影响却是并不很深刻。我这是为这段历史唱赞歌，与相当一批人唱反调。



有人批评道，建国30年却有数千万人被饿死和文革十年的社会陷于崩溃的边渊，这又作如何讲？



首先，我不知这数千万的数字有何确凿的证据，反而我认为是"夸大多于事实"。比如，在海外，有时可以见到某大法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中共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不知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也许是出自某个不被民众所知的故事或者秘密档案（居住在英国的张姓女作家著书－ Mao, the Unknown Story）。历史就史实，岂能以"故事"来哗众取宠。其次，如果基于历史常识来作判断，在短短的一两年内饿死数千万人（那么饥民就应该是上亿了或者更多了），竟然没有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动乱而且中共能随后迅速地弥补上这个大窟窿而没有导致国乱权亡，堪称奇迹。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因大面积饥荒而导致一个国家崩溃的事情不止一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必相信什么社会历史统计专家的数字，只要直接或间接地多问一问周边的亲朋好友也多走几个地方作个多种手段的调查，就可以做出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了，因为亲历当年三年饥荒的中国人大多健在，他们的年纪不过 60岁出头而已。对有关的历史研究者来说，作社会历史研究调查时，放着这么一大批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不用，却希望通过什么数学统计模型来得出历史真相，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至于文革十年，中国社会陷于崩溃的边渊。我看，这更是80年代伤痕文学/ 文革文学等作品教育出来的历史认识。如果说崩溃，依我看，是流传了千年的传统的中国官僚体制，在文革期间，处于崩溃的边渊（当然了，最终是没有崩溃而且随后生机勃勃，此是后话，待后再谈）。文革期间，官将不官，被批斗的不成人样，不仅官员受整，而且文人也跟着受罪。这种文革中产生的独特混乱，这是很有悖于传统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上上下下尊尊卑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绝对是社会大动乱，如此尊卑不分，那么必然可以想象出并得出结论，说当时社会各方面如经济如治安处于崩溃的边际了。抛开中共内斗不说，抛开多少名人知客被整不说，通过亲身经历和探问亲友而知，文革的中国社会，是稳定的，并没有因为多少人被整而停止了生产，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没有遭受多大影响。当时的中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应该做的事也没少做多少。



通过对以上两个事件的解释，我并不想在此辨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反而是通过这两个事件，想从侧面说明，当时的政府在中国百姓中是有威信的或者说是表现出了诚信。如果没有当时政府的诚信，如果没有当时政府的所提供的中国百姓从末享用过的公共服务，三年饥荒和十年文革，这两件中的任何一件放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并导致政府的崩溃和更朝换代。但是新中国的这短短的 30年历史告诉我们，新中国并没有因为这两件可怕的事件而停止了建设，反而是取得重要的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不管历史细节如何，我只能对这段历史和所处其中的人物，表示敬意，是他们咬着牙勒着腰带，把这个国家建设起来的。作为后人，不能随意按自己的心思来涂抹和修改这段重要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80年这一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威信很高的政府，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超前的、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社会公共服务给民众的社会。可惜，这个政权和社会体制是建立在革命热情、艰苦奋斗和领袖威信的基础上的，可以说是不稳定的。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累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个不稳定的社会能不能保持这种公有制的社会结构。说白了，就是普通民众有没有能力来制约日益膨胀的官僚权力机构，约束官僚阶层和新兴的企业管理阶层对巨大财富的贪婪侵蚀。



但是３０年的时间太短，新中国能完成艰苦的经济军事等打基础的任务已经表现很不错了，想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一个与前朝历代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根本不够的。文革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的尝试，操作者想利用个人威望和运用权力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文革证明这种操作思路是行不通的。民众被呼醒去监督官僚阶层，普通民众相应的态度是被动的。在当时的社会，民众是没有切实的利益驱动的，也不太可能积极能动地参与到社会改造的活动中去，这种被动的热情和产生的效果是不能持久的。



旁话少叙，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现代政府所应具有的公共服务能力和诚信态度讨论中来。



文革后进入80年代，中国的社会进入第二轮快速发展期。第一轮快速发展期可以认为是1950 和1960年代。怎么评价第二轮快速发展期呢？首先，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即这一轮快速增长期是建立在第一轮的发展基础上的。就象1840年以后的中国并不是因有外敌入侵而马上就变得穷困潦倒的，而是经过多年的外敌内患，在 1900年以后，中国人积弱成习一下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其次，让我总评这第二论发展期，如果从政府诚信的角度和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倒退的时期，和民众心中"国家概念"变质的时期?D?D随着新中国建立国家概念驻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民众对国家概念逐渐冷漠。



重振旗鼓的官僚体制。在形势混沌末开的1980年代初，各层次的官僚机构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反而是困惑于外泊而来的种种经济管理学新名词，和自由世界的政策体制。因此， 1980年代初期，最有影响的是有关自由化的讨论，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当人处于困惑之时，更多关注的是形而上的思考，其中不乏年轻的民间的扬溢的热情和对神圣的憧憬。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 年代初，这种困惑对官僚们来说，被一扫而光。面对着经济改革带给权力的种种机会和直接好处，最务实的中国人根本没趣讨论形而上的东西了。权力的好处，最初只是给了高一级的权力阶层，如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利用双轨制而产生的官倒。到了后来，随着减负放权政策，各级实权干部，从部长、省长到乡长、村长直接品尝到了权力的好处。于是权力的分布和相应的欲望，就以相当快捷的速度地把重点放在了庞大的国家资产和资源上来。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权力的运作和欲望轨迹往往就是这样呈几何级发展的。



1980年代的特点是承包制，到了1990年代，形势明确了，开始了通过承包制来实行私有化的进程；同时在 1990年代也出现了"更现代化的更高级的"股份制度，如今是2000年代，那么一个特点应该是通过股份制来实现私有化。前两年出现的MBO （企业高层管理层持股）新现象，由于民众不满而暂时停止实行。但是行政命令式的暂停，无法阻挡这种"最新的改革"浪潮。于是见到2006年初，国家资产管理委员开始放话，说要对"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这是不得已的事，事实是各地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持股已愈演愈烈，国资委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加些限制条件谈谈从严控制，根本不可能做到"国资不流失反而增值"。



随着上层权力的扩张，普通民众中间也弥散着一股情绪：在普通百姓看来，对于改革，有一点令他们感到奇怪，为什么一说改革就变成了"推包袱"的政策。有保障的工作岗位没了，借口是提高效率，为了国家四化发展大业，为了国家利益，大家要忍一忍为政府分一分忧。既然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百姓也就认了。这些下岗分流人员学识不够，整体效率不高，又跟不上形势，与之相以一部人却又能承包又能上市，一夜间集体的产业变成了私人的产业。特别有一点，普通民众就是想不通，建国初期，大家都能国家利益为重。哪个时候，说国家利益，哪真是有号召力，因为大家干差不多的活享受差不多的待遇。这批人应吃的苦都吃了，该流的血也流了，可是到了改革的年代，为什么国家刚打了点基础，就被当做包袱给推掉了呢？



看来，前述的"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是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给民众的"这一论断，好象放在今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再说得远一点，现在的中国特点是什么呢？是不是有点"半封建半资本社会"的味道？在没有更多公共服务承诺的半封建半资本社会，其经济发展的轨迹是什么呢？试看两例：



一例是对资源的疯狂开采。在中国的一些资源大省，这种掠夺式开采现象特别严重。因为来钱来的快，所以根本不顾当地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资本投资者发财后，也根本不愿在当地投资。报张上经常可以见到煤老板在外地大肆购豪屋的新闻，而见不到发人命财的老板们在当地投资其他产业的报道。发了财就跑，何谈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资本投资对资源的疯狂掠夺现象，在当今天的西方主要国家也屡见不显。比如加拿大西海岸省份的伐木业，在 2005年工人死亡人数达数十人，引起当地劳工的严重不安，政府被迫介入调查。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资源业的高死亡率，不仅是由疯狂的资本造成的，而且相当程度是由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及官员和资本勾结入股造成的。



另一例是招商引资引发的种种弊端。各级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不但地方所得税3%永久免税外，而且有些地方利用地方财政收入补贴外商税收。 2004年9月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100强排行榜发布，在这个排行榜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总额接近零增长。 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引资第一大国，很多外企在华都赚得盆满钵溢，但是为什么纳税却并没随之增长呢？这不奇怪，既然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太关注本国国民的公共服务，那么外商就没更必要考虑了。中国政府生怕人家不来的引资论调，是在明确地给外商一个信号，这是一个不需要更多考虑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的投资环境。外来资本，只要来到当地用大量金钱砸向权力部门，敲开一个大洞，就可以盆满钵溢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种大气氛下，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招商引资"政绩"，对侵犯劳工权益的事情听之任之，甚至与资方合流。不要说指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了，基本的劳动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世界上的投资者都不讳言，到中国投资就是看中了中国的劳工和土地成本的低廉。



如果说在现有的半封建半资本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不可逆转，那么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实施"对资本和权力的约束"？在经济资源上，在社会层面上，使其他阶层能够分享到部分即得利益阶层所占有的庞大资源。在人均资源稀少的现实面前，在现在各国竟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来实现资源共享以促成稳定的社会体制的形成，是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必然面对的严重挑战。



对众多普通民众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原来建立在工作单位上的种种福利社会保障，随着下岗分流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面对月月异年年新的改革口号，普通民众心理混乱了失落了。与此同时，本应随着旧体制完结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失业如退休如医疗如教育，直到1990 年代中后期才被当回事地摆上政府议事的桌面，开始搞一些试点工作。这些社会福利保障，是政府应该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给民众呢，还是需要民众花大价钱来买呢？这就是财富时间差，十数年的推包袱不作为，就可以把财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



以上主要谈的是是集中表现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所产生的振痛。那么最新的"改革趋势"是什么呢？是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产生的对农村土地的侵占和对农民生产权利的剥夺。



农村城镇化趋势不可挡，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作为稀缺资源而存在的土地的需求，和由此需求而产生的巨大效益，以及土地效益如何分配等等一系列问题，直面而来。近年内，连续发生了几起农村土地征用血案，对执政者作出严重警告并揭示出了土地问题包含着的深刻矛盾。与之同时，在理论界，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学者，本着从不考虑政府能否提供公共保障和政府能否约束资本投资恶果的一贯学术研究态度，却高瞻远瞩提出一个理论课题?D?D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了？有人以台湾土地私有化为例，说土地私有化后促使农民快速地流向城市使其发挥出了更广泛的创造能力，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振兴。



这些论调，视而不见台湾土地私有化后，所带来的一些恶果，迫使政府在法律对土地转让买卖作出的诸多限制和约束，目的就是不想因土地而产生急剧的社会矛盾。在此，可以听一些对台湾土地私有化的批评声音："一坪动辄上百万的土地，绝不可能是一般小市民买得起的，有能力收购国有地的私人，恐怕只是拥有大资本的财团与开发商，以低于市价六成的价格购得国有地之后，转手出售赚取暴利。国有土地是稀有财，绝非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商品，未来国家发展，需要的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公共建设用地，都需要储备土地资源，国有土地全面私有化，只会使得国家未来发展需要公用土地时，必须花更多钱向私人或财团买回土地。"



退一步讲，即使要实施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化如何实现还是一个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背景下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必然又是新的一轮制造巨富和赤贫的过程。还土地于农民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是土地私有化也为大规模侵蚀私有土地带上合法性的帽子。一个权力滥用缺乏相应制约力量的社会，是很难保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的公平合法性的。



土地私有化的论调也没有过多地考虑以下背景，即土地作为稀有资源在中国如此缺乏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数量又如此众多。现在农民每家手中的哪点自留地，可以说是保命留底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福利田，为政府承担一定的公共服务功用。中国农民手中的这种土地，特别在公共服务普通缺乏的中国，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基本民生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政府提供不了足够的保障，总得让农民有所依靠想点办法谋民生。



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实质是什么呢？是农民如何面对新一轮的经济掠夺，农民有没有条件继续在父辈留下的这块土地上继续垦植？土地使用权能长期稳定吗，从而可以促使农民利用市场条件实现科技进步实现富裕？是不是土地私有化是一念就灵的妙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各国农业的土地基础。北美地大物博人口资源缺少，当然土地私有化是较好的政策。以色列实施的是土地国有制，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以色列国土的东西宽度不过百十公里，土地资源是最稀缺资源。可是以色列的农业成就却是令人瓜目相看。由此看来，土地私有化是不是中国农村的改革唯一政策取向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澄清。　



能否实行土地私有化，并享受土地私有化后理论上将要产生的种种好处，需要建立在一个法制完备、社会化的公共服务齐善的基础上。否则的话，好处还没有见到，种种设想就沉陷于由土地私有化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和动荡之中夭折了。 回顾1980年代，最响的口号是效率论。曾经见某厂书记在职工大会上动员：现在一切以效率为准。不用说大锅饭没有了，小锅饭没有了，就是以后西北风也甭想喝着。当然这些上不了书本的话，是党的干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即兴演讲的话，不足为凭。但是在提倡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若干年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确实连西北风也没喝不上了。这背后反映出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和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现在面临着的又是以农村土地为改革对象的浪潮。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提出一种口号一种设想（如土地私有化）就以为可以顺利完成相应的改革了。以史为鉴，但愿我们的官僚们和主流学者能听一听想一想。



以上所谈到涉及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处于资本和权力的漩涡中心，政府经常难以厘清自己的职责。这种政府角色难堪的境地，就今天的中国政府来讲，特别有一凡意味。今天的中国社会大背景是什么？正处于半封建半资本状态的中国社会，正是资本和权力各自施展无上能量，相互支撑相互利用，建筑新的社会体系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



不能提供足够公共服务的政府是一个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政府，围绕这样的政府而构筑的社会结构也是不稳定的。现在大陆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但是中国社会的症结，并不在此，而在于政府的诚信有没有问题。政府没有诚信，是很难引导民众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估计大陆主要执政者之所于提出和谐观，是出于进可攻退可守左右奉源的策略考虑。



但是，为了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当务之急是建立政府的诚信；而建立诚信的最佳办法，就是政府勇于承担应尽的职责积极为民众的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此简单但是没有决心和果断就寸步难前的公共服务福利政策，不突破官僚的阻挠和资本的诱惑就无法实现进步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