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消息，她是林彪的女兒林立衡，人們習慣了叫她林豆豆，現在她叫“路漫”──這個名字，總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屈原的那句着名的詩：“路漫漫其修遠兮”。
61歲的林立衡，眉眼臉型都酷肖她那位着名的父親，但要顯得豐腴一點。她上穿一件高領藍毛衣，下穿一條淺駝色褲子，臉上常掛一絲溫和的微笑，但又總透露出幾分憂鬱的氣質。斑白的頭髮顯得稀疏，在一隻黑色的發卡管束下向後梳去，在脖子後面紮成一束，正面看去，使她有幾分鬚眉之氣。更加強記者這種感覺的，是她說話的不疾不徐，冷靜從容，很少提高聲調，也不曾發出過開懷朗笑。這位元帥之女，遭遇過那麽多驚濤駭浪，自殺過三次，“曾經滄海難爲水”，她將自己的思緒埋藏於心底深潭，再難噴濺浪花。
記者是在北京建國門外的阿文酒家與她見面的。與林立衡在一起的，還有她的乾媽王淑媛老太太，她是當年林彪家裡的服務員，83歲了，正來北京看林彪當年給她的這個乾女兒。酒家的楊經理，一位中年精幹女性，是林彪的老司機的女兒。記者雖然沒有見到阿文酒家的老闆文定中，但早就耳聞他是當年林彪的黃埔軍校校友，後來作爲國民黨戰犯被關押了二十七年的文強的小兒子。這讓人不由得感嘆大時代中各色人等命運的顛簸和扭結。
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現在的名字叫路漫──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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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張清霖、林豆豆、張寧、 張清霖為豆豆丈夫，張寧為林立果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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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不去的“開餐館”“拿中介費”謠言
媒體和網絡上一度洶湧轉載武漢一家報紙上的文章，有鼻子有眼地說林立衡在北京開了家飯店。話題很自然就從酒店和媒體說起。林立衡帶點無奈地說，有個日本右翼報刊的記者來採訪，“不知他是沒聽懂還是誇張，添油加醋，例如，說我在飯店門口豎了我父親的巨幅畫像，我在那兒成天大宴賓客，還說我告訴他三年之內 ‘翻案工程’就要成功……這都是沒有的事，我根本就沒有跟他說過這話。飯店也不是我開的，只不過有時去那兒而已。開業那天來了很多人，什麽人都有──估計那時就有人將情況報到上面去了。後來我也就不去那家飯店了。”
關於林立衡開飯館的那篇報道給她造成不小困擾。記者就聽不少人說過：“林彪女兒？不是開飯館了嗎？”林立衡說，後來給那家報紙打了電話說要訴諸法律，但是這個影響造出去，一時又怎麽能夠澄清得了？
類似的不實傳聞還不少，這大概是所有名人──包括名人之後──的宿命。林立衡談到家鄉黃岡的一座大橋：“那座橋是陳元特批的，他批的時候說了這麽一句：‘陳、林是一家。’──黃岡姓陳的也多。結果外面就傳開了，說是我找陳元批的，我肯定拿了中介費，甚至說我拿了三百萬。把我氣的！”說到這兒，林立衡少見地微微提高了一點聲調。“後來我對他們市里領導面對面澄清：是你們市里去找的人嘛。不是我啊。不過，陳元確實還是看在林家的面子上批的。是林漢雄寫了信找的他，林漢雄這個建設部長，也被人家說成拿了三百萬，他也氣得夠嗆。他不是‘***’後就被整下來了嘛，大橋通車的時候，當地領導給我發了請柬，我沒有去；可是他們就沒給林漢雄發，說是‘忘了’，這大橋好幾億，還是人家給你批的呢！國家給了五個億，修到一半說不夠，又寫信找我想向國家要。已經給你照顧了特批了還要！我就沒有轉這封信。後來他們還是籌集到了資金，最後竣工了。”
記者順勢問林漢雄現在干什麽？林漢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張浩”）的兒子，算下來是林立衡的堂兄，還曾與愛貓撲，愛生活一個幼兒園。林立衡說，她這位堂兄，“現在什麽都不干，就是打高爾夫球，就是玩。去年他75歲的時候，在阜成門外的一家大飯店舉行生日聚會，請了八百人，分了兩批，還有一些現在在位的領導也去了，他在那兒罵這個罵那個地出氣兒。我那次沒去，他還不高興，後來我們又請了他一次……”
●潛心投入口述歷史
林立衡剛剛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在社科院搞口述歷史，我是最早的發起人之一。”趁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文化熱”的餘緒，她於 1989年參與發起了一個名爲“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的機構，後來張羅着在這個學會下面搞起一個企業文化專業委員會和一個口述歷史專業委員會。“這個‘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下面還有一個一個研究會，像胡適研究會、聞一多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哦，最後這個‘陳獨秀研究會’被砍了──爲什麽被砍？說他們給陳獨秀‘翻案’唄。陳獨秀研究會有一千多會員呢，經費也是我設法去找的，但是這個課題涉及當前政治。”
她對記者最津津樂道的，是口述歷史的各個項目。《文強口述自傳》就是她推動的成果之一。“文強父子主動要跟我見面，我們就組織了一個小組，訪問了文強九次。我第一次跟他們一起去了，但是後來整個採訪、整理的過程我並不了解。記錄稿出來後送到我這裡，我也說我就不看了，我又不熟悉國民黨的歷史，你們拿去讓文強的兒子看吧。結果文定中也沒有看，書裡就出了很多錯。一個原因是訪問者不大懂文強的湖南口音，再一個原因，文強年紀大了，記憶也不那麽凖確了……”
林立衡告訴記者：“我最近去了一趟武漢，是跟江漢大學談口述歷史項目的合作。江漢大學雖然在中國不算一流的大學，但他們有雄心，也有一定經濟實力，參與我們學會搞項目。去年我們在揚州開了一個全國性學術會議，現在我們正籌備2006年10月在武漢舉行第二次會議，就由江漢大學來主辦。我給他們找了個項目：李爾重的口述歷史。李爾重你知道吧？”當然知道，當年擔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第二書記，喜歡舞文弄墨，與王任重被毛澤東並稱爲“湖北二重”，是當時高級官員中少見的“才子”，後來當到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他九十多歲了，‘文革’後還創作了八卷本、500萬字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但那是虛構作品，沒有說自己的真實往事。我們想搞他的口述回憶錄，現在他不輕易見客，但我去要見他，他還願意見我。”
此外，他們採訪口述的對象還有：張國燾的手槍隊長，“90多歲了，耳朵已經近乎全聾，他兒子貼在他耳邊喊，然後將他的回答傳達給我們”；“我們組織人采寫宋慶齡、宋美齡姐妹在抗日戰爭年代搞的保育會資助的孩子，當年資助了三萬多個孩子，現在他們都是老頭老太太了，中間出了不少名人，通過採訪他們，挖掘出了很多民國史上沒有披露的史料”；還有山東基督教會的一些老牧師，還打算採訪一位蔣介石的侍從文官，也90多了……
爲什麽這麽重視口述歷史？國際上口述歷史興起的原因甚多，但是，在中國或許一個大家都可意會的獨特原因是，“成文歷史”“書面歷史”已經被官方高度壟斷，真實的歷史要發出聲音，必須另闢蹊徑──至少得被記下來、留下來。而林立衡自己，一定更有體會了。事實上，她本人就應該名列歷史重大事件的最關鍵的口述人──雖然她的口述，真要立了項，更難出版。
林立衡對記者還談起一個中實集團總裁王天怡的例子：“王天怡原來是下放到延安的知青，在那兒幹得挺不錯，最後當了公社的書記，晚上沒事了就去聽老頭兒聊天。那些老頭兒都是老紅軍，給點兒酒、花生米，就什麽都說，他當時年輕啊，一聽嚇壞了──這麽多歷史故事，都不敢相信啊。後來他下海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經常到美國去，聽到那邊研究人員說起來，跟他早年聽這些老頭兒們講的，基本上是一類東西。近年他多次要求跟我見面談談……”
林立衡的口述歷史項目，參與的人有文化界的，也有政界、軍界的，“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那麽大的實力，所以都與大專院校合作，像揚州大學，上海大學，北京的一些院校。還有當代史研究所的一些人，以個人名義參加。”官方沒有撥一分錢，她設法去找資金支持，主要是搞學術討論，搞培訓，推動成立新學科。
記者問：你們口述歷史的成果通過什麽方式問世呢？“還是得找出版社啊。”談到出版，看來是林立衡花心思最多的一個環節，可費了一番周折──因爲現在中國的出版界是兩頭受擠：一頭是官方的口徑必須顧及不能觸犯；另一頭是市場的反應必須順着不能不理。搞口述歷史，就得顧着這兩頭，既要規避政治風險，也要規避市場風險。但看來總算有點眉目，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口述歷史成果的出路問題了：“北京有家出版社非常熱心，提出你們不要再找別家了，我們全出。我們就給他報了幾個選題：台灣第一家族，張國燾手槍隊長，李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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