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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规模的清查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似乎蓄势待发。问题是,这些揭发、清查与与中央关注,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回顾,早在九年前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黑砖窑主展开过较量,解救过数百名被困民工。当时陈建教发现的黑砖窑并不局限在山西,还存在于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一些受害者获救后哭诉,他们是从外地到北京务工时,从北京火车站被拐骗走的。2006年,陈建教曾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过去几年里,有关黑砖窑内幕的帖子也持续在网上流传,直到最近两个月这个“奴工”问题终于被捅出来。河南家长集体发出求救呼声是事件曝光的直接推动力,但监管当局在事件中对媒体报道“开绿灯”,甚至中央媒体纷纷跳出来直斥基层政府,或许才是黑幕能摊在阳光下的关键。
从一个角度看,黑砖窑事件的揭发,符合了中共高层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需要。建立“和谐社会”是本届政府提出的治国理念与目标。要达到“和谐”目标,就需要消除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社会公平正义失落。但基层政府对于中央的号令反应冷淡。这一点从地方频频出现严重环保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效果不彰,群体性事件依然不断明显反映出来。
令人发指的内幕被揭露后,据说山西的招商活动立刻遭遇困难。中央舆论监管当局让该省形象受损,或许反映出中央难以再容忍“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儿戏。本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点出:“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一提醒背后的政治信号,令人玩味。
在重大压力下,省长出面检讨了。可人们仍要问的是:为什么总是要出现“危机”,积累多时的问题才接近可能解决的一天?像非法小砖窑、强迫劳动的非法用工现象,都是基本的法治问题,平日就应该处理的顽疾,却要待最高层直接干预,借一场危机的爆发,才能激起中央到地方政府治乱的决心。这都显示,中国社会管理距离制度化,法治化仍有很大距离。
同理,在近期一系列央地博弈中,中央在纪律和土地方面加强了所谓的“垂直管理”与“直接任命”。这么做或许能改变中央“令不出中南海”的窘迫。然而,许多问题都需要最高下旨,用动员方式而非制度运行机制处理问题,这就是一种革命党,而非一个执政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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