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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清除了性别歧视的制度性篱笆,带来了中国女性整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头顶“半边天”,昂首迈入政治的大门。历经50多年的磨练成长,中国巾帼正在闪耀当今政坛……百年前,政治向女性打开了大门。从那一刻起,女性禁闭千年的政治光华开始一点点迸发,直到照亮了整个政治的天空。
新中国的成立,清除了性别歧视的制度性篱笆,带来了中国女性整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头顶“半边天”,昂首迈入政治的大门。历经50多年的磨练成长,中国巾帼正在闪耀当今政坛……
在现今从政的中国女性中,吴仪无疑是媒体曝光率最高、民众知名度最高的一位。3月的中国政坛,随着换届钟点的到来,将迎来一次次的告别。其中最备受关注、最令人依依不舍的,便是现年69岁、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卸任。如果不是两次临危受命展示出来的非凡魅力,在国内对高官严苛而单一的宣传口径下,吴仪不会像现在这样为公众所熟悉。
第一次来自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那时吴仪刚从北京市副市长位上调到国家外贸部任副部长不到4个月,在谈判前两天,中方代表团团长突然患病,吴仪临时替补上阵。吴仪一战成名。此后,在中国扩大外贸出口、中美贸易逆差、知识产权和中国入关等一系列复杂棘手问题的谈判桌上,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在谈判中,吴仪给外界留下坚韧、开放、自信、硬朗的形象,她在谈判中拍案而起:“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把吴仪称为“不妥协”、“坚持立场”的中国“铁娘子”。不止一个日本学者曾以吴仪称美国是“强盗”为例,称东方的政治家、外交家就要有这种敢于同欧美打对台、为自己国家辩护的勇气。而吴仪的老“对手”,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思对吴仪的看法是:“她总是面带微笑,可这微笑中能让人感到她的坚强神经和工程师般的思维”。
外界称吴仪为“铁娘子”,她却喜欢自称“小女子”,说“小女子受命于危难之中”。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临危受命,领导全国抗击非典的斗争。而此时,距她出任副总理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后来吴仪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其实当年我对卫生工作也不是很通。记得当时家宝同志找到我,说让我来牵头遏制非典,但我当时心里的确是没底啊!虽然我从事革命工作40年来从未对国家说过‘不’字,可如今我已是60多岁的人啦,再让我重新去分管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哎,我真的压力不小啊!不过,家宝同志当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给抓好就行’。当时我就想,上就上吧。就这样,我挑起了遏制非典的重担。”
吴仪接掌卫生部后,不负众望,关键时刻的雷厉风行、处置得当,扭转政府在处理SARS危机中的被动局面,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最终赢得了抗击非典战役的全面胜利,她的声望也因此更增光华。而吴仪的谢幕正如她的之前的亮相一样,独具一格的华丽优雅和令人震撼。
在中国政界,尤其是高层,对于进退这样的敏感的话题,往往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吴仪,轻轻一张口,就打破了这种官场的静默成规。2007年11月23日,吴仪在出席中美商会岁末晚宴作演讲时,一语惊天下:“大家知道明年3月中国政府要换届,到那个时候我就退休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告一个别。”
“我在明年‘两会’后会完全退休,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一个月之后,在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吴仪再次当众言“退”。
吴仪公开告别所表现出来对权力官位的淡然、超脱与从容,正如她最喜欢的那首苏轼词的意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还有一位同样被海外媒体称为“铁娘子”的女性,那就是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作为一位奋战在纪检监察战线长达24年的“老纪检”,刘丽英一贯以查办“硬骨头”案件著称。她经办的或是作为分管领导主抓的几个大案要案,都在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担任江青案的审判员;1986年,查办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正省级干部倪献策案;1995年查办“邓斌案”;以及后来的李真案、沈阳市的慕马案、绥化市马德案等。有人因此称刘丽英创造了中国反腐传奇。非凡的办案能力刘丽英声名远播,她被定义为“现代女包公”,一些腐败分子闻之胆寒。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95年查办邓斌非法集资案。
那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嘴巴很紧。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过招。几个回合过后,“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很多与刘共过事的人,都对她表现出由衷的敬重。曾与之一起查案、担任过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回忆道:“当年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向中央汇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什么进展,案子差不多就要‘办黄了’,这时刘丽英介入了。结果很快找到了案件全局的突破点。”
在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邓斌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后,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案件可以结束了,但刘丽英没有决定“结案”,而是更深入地查下去,一直追到陈希同。多数人对刘丽英共同的记忆是她“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的说法。针对个别人“(刘丽英办案)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指责,刘丽英说:“我说这叫永世不得翻案”。
刘丽英的铁,不仅在铁腕办案,也在铁一样的意志品质。2000年6月27日,中央纪委对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立案,正在医院住院的刘丽英听到消息,拔掉针头,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当天下午就对丛及其秘书进行了“两规”。在查办慕马案中,她因为心脏不好,一次在讨论案件时,昏了过去。但一会儿醒过来,跟没事一样,说“接着说,后面情况是什么”。
与其他反腐斗士的遭遇相同,刘丽英铁面办案,既让腐败分子胆寒,也招致了他们的嫉恨。刘丽英对媒体说,在查办哈尔滨案件时,有人给中央写信,说她是在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在查处慕马案件时,有人不仅诬告她包庇慕马二人,还告她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一些境外媒体也对之进行了歪曲失实的报道。
在巨大的压力下,刘丽英毫不退缩。她一方面恳请组织上对涉及她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还了她和儿子的清白;同时,该查的仍然一查到底。或许,了解刘丽英的过去,就会更加懂得她的坚韧和刚强。在“十年动乱”那个不正常的岁月中,刘丽英在3年之内接连失去了3位亲人:父亲、丈夫和母亲;她本人还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降级等处分,并被下放农村。尽管如此,她仍自始至终没有在造反派捏造事实的结论上签字。
刘丽英经常对办案的同志讲,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黄克诚同志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正是基于这种内心执着信念迸发出的强大意志,造就了一位反腐强人。刘丽英,在新中国反腐败征途上留下一行深深的脚印;也证明了中国女性同样有一个坚强的脊梁!
今年1月16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宋秀岩为青海省省长,这是她连任这一职位。在目前中国的省级行政区里,宋是惟一的女省长。随着 1932年的刘丽英和1939年的吴仪已经谢幕和即将谢幕,像宋秀岩这样50年代出生的干部成为了中高级公务员的中流砥柱。
与前面两位铁字号的政坛女性相比,生在新中国的宋秀岩,其经历个性施政风格,呈现出许多鲜明的新特点。“生于50年代的这一批领导,与比他们更年长的那一批领导相比,不仅知识层面更高,更重要的是思维活跃开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姜平说。
在上任之初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自己的就职演讲,宣讲自己的施政主张,这是上一代鲜见的风格。宋秀岩履新后,成为中外媒体追逐对象,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说,她一向低调行事,但接受采访可以很好地宣传青海省的投资和旅游项目。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的宋秀岩,出生在天津,从小随父辈来到青海。1971年,宋秀岩初中毕业,和大多数铁路职工子女一样,参加了西宁铁路分局的招工,被选中做电务段的报务员,后进入分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爱学习的宋秀岩有着良好的口才和相当的理论水平,这成为她开启政坛大门的钥匙。据说一次在省里开会时,宋秀岩的表现引起了当时青海省委领导的注意,马上就问“这个小孩是那个单位的”?1983年1月,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并主持工作,从副科级一次提到副厅级。1985年9月,她考上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届成人大专班,进行了两年全脱产的大学教育。
虽然拥有过前所未有的机遇幸运,但宋的仕途也遇过波折。1989年初共青团青海省第8次代表大会,在差额选常委的时候,已是团省委书记的宋秀岩意外落选了。几个月后,宋被任命为海东地委副书记。在职业生涯中最灰暗的时刻,宋秀岩表现出好心态。据她在海东时的秘书吴庆生说,她并没有表现出悲观情绪。“她当时说自己这么年轻就能做副书记,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要在基层就了不得了,所以她没有什么抱怨的。”他还说,“宋书记工作很能吃苦。”
有一次,宋秀岩下乡,当地的乡政府在山顶上,又下着倾盆大雨,宋秀岩沿着山路费力地往上爬,到了上面实在没力气了,而走到正门还要绕很大一段距离,最后是吴庆生扶着她翻墙进入乡政府的院子。1992年4月,宋秀岩调回西宁。但在海东的基层工作经历对宋秀岩影响很大,此后她的仕途一帆风顺,直至省长。宋秀岩离开海东的时候,据说地委办公室很多女同志都痛哭流涕,当时的老书记对她说:“你是女中豪杰。”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2005年“两会”期间,中国新闻社专题发了一篇《与中国惟一女省长宋秀岩“谈情说爱”》的文章,女省长在其中情深意重地谈起了自己的亲情,温情,柔情,乡情。“作为省长,我担负着五百三十万青海人民的嘱托,这个角色是最重要的。而作为一个女人,百善孝为先,父母当然排在第一位。丈夫和孩子好像是一杆秤,这两者应该是平衡的。”身兼省长、女儿、妻子、母亲四重身份的宋秀岩这样给自己的角色排序。
如今,女性领导干部选拔的行业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由党政系统内提拔和从企业选拔,过去一直是女性从政的主渠道。近年来随着专家治国理念的出现,文卫科研领域女性从政渐成潮流,但这又往往与她们党外人士的身份重合有关。这在新一届省级换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出身北京物资学院,又是中国民盟成员;湖南省副省长甘霖是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植物研究所所长、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时年40岁的中国最年轻副省长谢茹,既是经济学博士、农村经济研究的专家,本身又是无党派人士。如今,女性从政在任命制和民主选举之外,还有一个新渠道,就是参加领导干部公选。新任山东省副省长王随莲就是在2005年通过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展开仕途之旅的。随着公选成为常态,女性又多了一个与男性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舞台。
长期以来,在我国女性参政的结构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副职升迁”是女性从政的一个突出现象。大多数女性领导提升的路径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一把手。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协副主席的从政历程非常典型,她从该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长、副市长到河北省副省长,直到退居二线,出任政协副主席。既便是位列国家领导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1984年从政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有专家评论,“副”重前进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在2001年,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既便在今天,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大的改观。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说,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在大学生分配上,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男性;而在30岁左右面临竞争提拔时,女性又处于生育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则认为:女干部们相对单一的从业经历,是她们难以成为一把手的原因。
女性从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多集中在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领域,在2001年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的调查中,发现分管文教卫生的占50%以上,而分管经济的只有15%。2004年到2005年的女性升迁浪潮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几位女性高官的显赫新职更多涉入到政治经济决策的核心领域。如宋秀岩出任青海省长主政一方,吴爱英出任司法部长,胡晓炼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而宋爱荣从吐鲁番地委书记升任自治区副主席后,分管交通、安全生产、信息产业等的工作。2006年至今出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黄彦蓉,也有多岗位担任正职的资历,其分管的也是工业、信息产业、国有资产和安全生产等经济领域的工作。
2007年,中央纪委副书记马馼接任监察部长,并在随后出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她成为继司法部长吴爱英、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之后的又一女性现任正部长。反腐败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马馼担任要职,显然已经超越了对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
其实近年来,“穆桂英”挂帅反腐的现象,已是寻常。在新一届省级纪委中,有甘肃省蒋文兰和黑龙江的李延芝两名女书记;在市县两级,女纪委书记更是比比皆是。在2007年中央纪委表彰的10名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中,有3名是女性;而2007年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中,有一半都是女性。
1984年,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一次到淄博出差,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竟成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以爱美著称的吴仪,1988年在电视台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亮相时,穿着男式的夹克,带着方型的黑框眼镜,也十分中性。
随着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放,从政女性的爱美天性才被释放出来,公开场所的装束开始展示女性化的特质。1991年,100位正副女市长聚集杭州,成立中国女市长联谊会,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仪在晚宴中穿了一袭旗袍,一下子好几个市长马上回房换上旗袍出场。
媒体这样描述吴仪的仪表衣着:“她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总是衣着典雅,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而吴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国内我不是很讲究,但有外事活动和出国,就得参加一个活动换一套衣服。这代表中国女性的形象,不单是个人的问题。”
无独有偶,2004年5月,刘延东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的身份赴港访问。香港媒体注意到,她曾根据不同场合,一日更换四套服饰。香港的形象专家专门分析评论,认为刘此举三层意义:一是体现出对香港人的尊重;二是反映出她开放、亲民的形象;三是表现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与国际社交惯例接轨。2004年 7月,全国妇联特别邀请艺术形象顾问于西蔓为国务院和中直机关的80余位女部长作指导——如何将自己打扮得美丽得体。如今,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女性领导人,多是烫花发式、服饰考究、笑容亲和的形象。
的确,与男性领导人终年的一领深色西装相比,女性领导人丰富多彩的打扮衣着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还可以传递出更多的讯息。有媒体报道,在非典期间,作为“抗非”总指挥的吴仪到北大视察时,身着一套白底黑色条纹套装,领子、袖口有一抹红色,是“想让大家多一些战胜疫情的信心”。
新时期的女性领导在风格取向上也不像从前那样一味刚强,时不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特质。据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透露,竞选前吴仪向她“面授机宜”:“不要经常摆出‘铁娘子’形象,要有比较温柔的一面。”吴仪在参加十/七大.福建团讨论时,倾听基层代表发言时两度潸然泪下;而宋秀岩表示最欣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类型,“她既有一位政治领袖的魄力,又特别有女人味,特别重情”。
一西方政治家曾经说:“女性,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而今,品格独立、细腻平和、刚柔相济、仪表端庄的现代女性领导,正好契合和谐社会的时代气质,必将在现实政治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2%;而在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将会提高到22%以上。这是在去年3月,全国人大就女性代表名额比例作出的明确规定。
从过去的指导性语调,到首次提出硬性的比例指标,既体现了我国对女性参政的重视和扶持,也是因为认识到了这方面我国与世界总体趋势存在的差距。1995 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倡议,“妇女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占到30%的席位”。显然,我国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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