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暴”席卷中国官场

　　核心提示：最近两周时间里，不论是因为奶粉事件引咎辞职的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还是与矿难和大火相关的责任官员，都卷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而这次波及全国的问责风暴，更多地显示了一个责任政府的姿态，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诚信与坦荡。如果有人续写《中国官制史》， 2008年注定将作为一个特定的年份加以突出，而9月22日也将成为这个特定年份里最具代表性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有4名官员被问责，其中包括一名正部级官员——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这是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河北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作为党委正职领导，同样被问责免职。自9月以来发生的数起重大责任事故中，被问责的官员已经达到数十名。有评论称，这样密集的程度以及被处理官员的行政级别，问责力度前所未有。行政问责在今年真正开始从不同的层面得以执行。

　　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李长江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9月17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兼任处理三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长江表示，质监系统人员凡是渎职、失职、违法违纪的，一律严肃处理。5天后，李长江便成了质监系统因奶粉事件而被问责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食品安全代言人”的李长江，留给公众的印象一度是光彩照人的。自2007年以来，国际上一些媒体开始针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提出质疑，这时的李长江利用各种场合据理力争，维护了中国制造的名誉。在CCTV-2007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李长江因此荣获“年度经济人物大奖”。但随着奶粉事件的爆发，曾经的荣誉被这场问责风暴摧毁殆尽。有人掐指计算，李长江从2001年4月就开始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至今已在局长任上近7年半时间，而在其任内，国内在产品质量方面发生的危机事件数量，要远远大于其任职年数这个数字。2001年，冠生园月饼事件，让很多人的中秋节过得有些“闹心”；随后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震惊了全中国；2005年，河南毒大米大“闹”广州，同年还检查出全国30家生产企业的88种食品及添加剂含有苏丹红；2006年又爆发“红心鸭蛋”事件，上海瘦肉精事件……直至今年9月的奶粉事件。

　　除此之外，不久前发生、至今仍在处理过程中的所谓“电子监管码事件”，也让李长江所领导的国家质检总局形象受损。并且，其中还伴随着公众对“中国名牌产品评选”等质疑的声音。众所周知，食品安全问题，是质检总局监管的首要问题，而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无疑暴露了国家质检总局相关监管体系的漏洞。自奶粉事件爆发后，国家质检总局开始以行动来矫正此前的一些做法。

　　9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通告，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国家免检。其后，又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并宣布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同时，国家工商总局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工商部门对市场上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立即责令经营者停止销售、下架退市。作为李长江的接任者，此前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王勇9月22日正式入主国家质检总局。(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王勇此番接任，被认为是质检总局积弊太深，需要一个强势人物整合关系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建立新的机制，让这个负责13亿人口大国商品质检的部门，重新赢得百姓的信任。

　　问责风暴早有预兆

　　其实，这场震动中国的官员问责风暴早有预兆。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项工作包括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推行行政问责制。而在今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人们还注意到，就在李长江辞职3天以前，中共中央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表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并严厉批评“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9月20日，温家宝总理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但是中央领导话音未落，深圳“9·20”特大火灾事故、登封市“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等事件相继发生。仅仅三天时间内，相关责任领导人相继被问责。除了李长江和吴显国，在奶粉事件的责任追究方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冀纯堂已被免职，并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免去其市长职务。此前，已有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等分别被免职。9月14日，因对“9·8”襄汾溃坝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随后，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刘志杰被免去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临汾市市长职务；山西省委还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市副市长职务；襄汾县多名官员亦被处分。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火灾被提名免职。龙岗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副主任谢少辉，以及龙岗区龙岗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巫胜龙被免职。9月22日，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9月23日，因为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山区富华煤矿井下火灾事故，鹤岗市兴山区区委书记金国生、区委副书记吴沈义被免职，副区长张荣超被撤职。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央用霹雳手段问责，显示的是取信于民的决心和一个责任政府的姿态，是对民意的一个交代。

　　用法规确立政府责任与诚信

　　5年前的北京“非典”期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而引咎辞职。这两位部级高官的辞职，在当时震动了国内外。而5年之后，同样是部级官员因为必须担负起责任而请辞，尽管也同样轰动，但社会大众的态度已显得平淡和习以为常了许多。

　　很多人相信，这正是各级政府或各部门行政首长权与责的统一。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目前行政问责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将有普及化、常规化的趋势。今年9月份，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因为怀疑茅台酒质量有问题和价格等原因，在众人面前掴卖酒大爷耳光事件，被免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事局党组书记、县人事局局长等党内外领导职务。四川省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有关部门的3名官员被免职。有评论认为，如果接二连三的问责，使绝大多数官员感觉到了当官难、责任重、风险高，那是件大好事。对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问责是最及时的警醒与鞭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更是声声警钟。

　　“但行政问责并不是越快越广效果就越好，只有明确权责，问责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指出,犯了特定过错的官员既需要承担起政治责任，也需要承担起道义责任，如果其过错涉嫌触犯法律，则还需要承担起法律责任。但对于问责风暴中官员被免职的效果，不少人仍心存疑虑。有网友提出疑问：“对这些官员免职的处理会不会成了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位，但很快官复原职或摇身一变，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当官。”

　　事实上，这种疑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一项关于“您认为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民意调查中，“公开被问责后的官员去向”排在第二。(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而被认为最重要、比例最高的选择的是“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多领域都该问责”，占比达54%。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如何能够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而政府又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对官员进行问责？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需要得到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表示，从制度上而言，这是行政问责制度尚需完善的方面。不少司法界人士也呼吁，实施官员问责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10月1日，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即将生效。司法界人士认为，这部规定的意义在于首次以法律形式从程序上明确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行政机关惯常的诸多衙门习性都将被纳入问责范围。“用法律规定明确了政府的权力和义务，一旦违反便可进行行政问责。《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在确立政府责任和诚信上，无疑起到了标榜作用。”乔新生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