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十年前,中国学生、市民和士兵的鲜血洒在北京的大街上。二十年后,我们还在问:“六四”的真相究竟如何?是什么原因造成“六四”从和平抗议演变成屠杀事件?如果再来一个类似“六四”规模的和平抗议,政府、抗议组织者和老百姓该如何从“六四”中吸取教训。《大中报》坚信,一个不能正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和摆脱历史阴影的民族是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为此,《大中报》举办《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征文活动。
六四那年我正好是大学三年级。当年有些情景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有一些依然历历在目。下面想把当时自己的经历和看到的描述一下。
我在一九八六年进入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第一年刚刚入校没有几个月,大概是十二月份,有一天晚上辅导员到我们宿舍,说这几天有人上街要游行,你们就不要去了。大家本来没有什么意识,忽然间感到自己原来不再是中学生了,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了。然后就风平浪静了。自然学习考试依然是主旋律。
转年到了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去世,顿时留言四起,校园里开始骚动起来,北大,清华等院校里面纷纷出现了大字报,渐渐的内容变成了反官倒,反腐败。我们学校是一个工科学院,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大家都定期的到几个主流学校去看各种文章和听各种故事。有诸如腐败关系一览表等样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气氛下,同学们慢慢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每天听到的是这些,谈论的又是腐败。整个环境感染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发生了学生请愿以及和警察冲突的事件后,人们的情绪就激动了起来。流言四起,不知道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总之都是政府不对。于是学生们就开始了罢课,上街,到天安门游行。回到宿舍,室友有讨论为什么我们的请愿政府不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反腐败政府不表明态度?北大好像已经有了学生组织。王丹,吾尔开希也成了常见的名字。当广大的大部分学生正在迷茫和徘徊时,忽然出了一个政府社论,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这篇社论就好比往干柴上浇了一桶汽油,已经可以闻到火星的味了。我们大家见到这个内容后委屈和愤怒的感觉喷薄而出。就好比父母冤枉了自己的好意。大家继续上街,喊口号。街上的市民慷慨大方,有人提供饮料,还有人提供车马,乘载学生到广场。这个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学生和我一样,要求的就是要政府对话,要政府表态。袁木的出现,并没让我们学生感到满意,大家始终感到是在搪塞学生,看不到政府的诚意。其次,学生们普遍感觉是似乎应该有个更高职位的人来对话。当时我们的消息都是来自大字报和一些消息灵通的学生,比如要游行了,先到什么地方,然后再到什么地方。各个班级的干部和热心的同学组织大家。
后来发生了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事情,据说戈尔巴乔夫没有走红地毯,很生气。但是,传遍了各个角落的却是赵紫阳的谈话,大致意思是:我是前台,幕后有老板。大概五月中,开始了绝世请愿。具体这个事情是怎么酝酿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我不清楚,但是,这个为国赴难捐躯请愿的行为一下感染了几乎所有的人。我和一个同学在广场游行的时候,就商量,是不是我们也要参加绝食的队伍。经过再三商量和讨论之后,我们两个人决定参加绝食队伍,以求我们学生的好意被党听到。我们是第二天开始的。绝食的第三天,由于长期的游行,饮食不规律和后三天粒米未进,我忽然晕倒,当时只觉得耳边一片哗哗的响声。醒来时是在医院过道地上的临时床铺上输液,小护士正在替我擦脚。我的脚,袜子,鞋应该有一个星期天没有分离,可能非常有味道。一个可能是护士长的来到我旁边,说道:喝点粥吧,孩子。这句话象一股暖流直扑胸中。我不喝,还要回去。就这样,又坐了救护车回到广场。第二次是躺在广场地上,头晕眼花,非常虚脱,告诉了旁边的老师。自己好似睡了过去。不知多久,醒来又在医院里。不顾我还挂着输液的瓶子,一个护士端了一小碗稀饭,一个小馒头递给我。大夫告诉我,绝食结束了,吃点吧。我不信,但是周围的学生们也都告诉我结束了。这就完了?当时自己感到一阵空虚,这就完了?我们的请求呢?
等再次回到广场,那里混乱不堪。慢慢的和几个同学走回学校,倒头便睡下了。梦到有两个鬼魂来找我,让我跟他们走。感觉自己大叫无声,逃跑无力。当自己半身已经飘过黝黑的墙头时,忽然强烈地意识到坚决不能走。猛然醒来,看到同学们在大声论战。可能是太累了。
过了几天大家似乎开始讨论复课的问题。广场的外地学生要比本地的多很多。学生之间的论调也多了起来。
到了六月三日中午,忽然流传出一个消息,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大概三点多钟,就有人陆陆续续的骑车赶往天安门广场和复兴门等地。我刚出校门,路边坐着的一个人一下站起来,抓住我的车。是我母亲。她死死地拉着我的手和车把,流着眼泪说,孩子,你要去哪里?我讲:复兴门,听说解放军要进来了。不行!不能去!你爸在学校里找你,可能一会就出来了。果然不一会,我父亲气喘吁吁地从学校跑出来。回家,一切问题回家说。于是我被他们挟持到了家里。我万分气恼,跟他们讲着自己的大道理,从天上说到地下。等我的口水已经干了,我父亲说到:今天到部里,听说党内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发脾气,手杖敲在地上咚咚响,说这还得了,要杀,要杀。我大笑:这是什么年代了?学生要求反腐败,要求民主,何罪之有?这是一九八九年,怎么可能?!话音刚落,父亲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吼起来:糊涂!你太不懂历史,太不了解共产党。一阵沉默之后,我请求回到学校。母亲平生第一次要求我发誓。我答应了不去广场。
回到学校天已经黑了,和宿舍同学三言两语地讨论着当时的情况。正当大家已经准备散场时,宿舍楼的老太太进来喊话:xxx室的张三同学,电话。我跑到传达室,接起电话。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家在复兴门。张三,他妈的,你听,开枪了。果然,听筒里可以听到不均匀的象爆竹一样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张三,你年龄比较大,要告诉所有可以找到的同学,一概不许出学校。最好不要出宿舍。忽然间好像全校的人都知道有事件发生了,气氛顿时变得诡异安宁。等到了半夜1,2点钟,有同学开始陆续跑回来了。他们有的拿着沾血的衣服,有的提着一块砖头,上面有红有白,还有些女生一路疯狂尖叫,嚎啕大哭。开枪了,他们开枪了,杀人了,他们杀人了。我们拥到校园门口,迎接着一批又一批仓皇逃窜的同学。一个好朋友见到我,扔下自行车,猛地用双手揪住我的脖领大喊:哥们捡了一条命。原来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有一个弹孔。入口比较小,出口两三毫米厚的铁皮翻出一个大洞。本人毫发无伤。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无论男女,都是眼泪汪汪。震惊,震撼。天不亮,我给家里打电话报了平安。他们让我不要出学校,等他们来接我。我说不用了,过几天我自己回去。
一个同学的尸体被送到了校医院。帮忙抬了遗体,一些血沾到我的衣服上。仔细看,他根本就像一个蜡人,面色苍白,有几条象红油漆一样的血迹从头顶一直延伸到衣领里。很快大家为他在学校体育馆设置了灵堂。学校里到处是混乱的人群。三天后,校园的人已经很少了,路上碰到系主任。他见到我后大叫:回家,张三,还不赶快回家。还有多少人没走?赶快叫他们全都回家。不要扎堆,路上不要结伴,低头走路,少惹麻烦。通知了剩下的人,自己骑车回到了家里。路上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
这可是一个迷惑难熬的夏天,不断的有人到我们家来探望,也没有什么话讲,坐一坐就走了。有父亲和母亲的同事,同学,还有邻居。有一位中学女同学的母亲,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听说我绝了几天食,到我家来。对着我的母亲痛哭流涕,不停地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她坚持拉着我到她们医院的各个部门,找来主治医师和教授给我听心跳,把脉博,最后给我一个包裹。除了一些常见滋补品外,还有她们医院里最好的人参。说是医院送给我的。当时,每次听到庄重洪亮,义正言辞的电视和广播,就感到头痛耳鸣。后来跑到了在农村的亲戚家住了两个月。那里是在山脚下,很安静很平和。
接到通知重新回到学校。除了学习之外,一个规模不大的清查活动开始了。我们系是由一个坚决主张镇压的副系主任主持,但其方式比较温和。基本上是背靠背,每一个人到办公室里,交代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以及证明人是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互相串联。在办公室里,也并不太紧张,大概问了一问就过关了。毕业几年后查看了自己的档案,没有太多负面的评价,但是我依然抽走了一些内容,档案中只留了几张纸。简单就好。
时间飞快,我们已经年过四十,当年的记忆模糊,但是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