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说自己观察过胡锦涛,认为胡锦涛看起来理性和善。他对胡锦涛的观察不是以胡锦涛的价值或理念为主,而是以他的性格为主,她并进一步说明,大陆的政治结构是错误的结构,不能自由表达,也就限制了理性。她同时又分析国民党目前正也退回极权的政治结构,所以马英九是否善良并不重要,因为他的决策日益不透明。简言之,倘若结构不理性,人是否理性不重要。则所谓结构不理性,当然就是结构限制了理性。看来蔡英文说她观察过胡锦涛的意思是,她根本不需要观察胡锦涛。
在政治学的的术语里,类似温和理性的这种评断,绝不是来自旁观者冷静的归纳,而是根据旁观者自己的价值所得出的一种政策性的便宜印象。六零年代兴起的开发中国家政治学,欧美政治学家尤其喜欢把第三世界领导人分成三派──保守派、激进派与温和派。无独有偶,欧美政治学一度流行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也喜欢把中国的政治光谱分成这三块。这种分法,充满了西方代议政治的想像。以台湾这种后殖民地区,处处希望把自己装扮成高贵的西方,所以常见临摹西方学术界的视角看中国,蔡英文依样画葫芦,毫不另人讶异。一旦人人可以根据三分法定位,即使毫不瞭解所自己分析的对向,也仍然可以感到在概念上已经了解与掌握。
所谓保守、激进与温和的区分法,反映的是欧美知识界的自我认识。他们熟悉的正常政治,是公民个人根据各自利害关系的考量参与政治,并名之为理性导向的政治参与。不以理性为导向的就是以情感为导向,则在开发中国家,保守与激进都属于情感导向的参与行为,前者抗拒现代化,后者受到革命意识形态蛊惑,均不能以理性度之。对西方知识界而言,只要知道对手是被动地抗拒自己的保守派,还是主动的攻击自己激进派,就已经足够将他们定位,任何读者听到温和派或理性派,立刻产生好感,至于他们实际的价值或理念,在欧美的政治学里似乎并不关心。
换言之,他们对于中国政治所抱持的希望,是能看到愈来愈多的温和派,以为这样就与自己愈接近。八零年代,他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成是理性的抬头,想像中国步上西化的道路,结果到八零年代末期却遭遇出奇不意的发展,于是感觉受骗。一夕之间,他们改把温和派当成保守派,好像这样就等于瞭解了中国的政治,其实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里找寻可以补破网的方法,对进一步体会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情感与价值并无帮助。蔡英文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人格的不理性升高为结构的不理性,所以即使不理解大陆的政治结构,都可以理所当然视之为令人“不放心”的对手,据以指责国民党让步太多。
蔡英文假定自己是根据理念在思考,所以可以在不涉及自己性格或民进党决策结构的逻辑中作出价值判断,而蔡英文认为马英九让步太多,所为让步,显示她的理念当然是台独。然而,马英九或胡锦涛无所谓理念,因为他们卷在不理性的政治决策结构中。这表示,民进党面对国共两党的抗争,是理性思维模式与不理性思维模式的对抗,也就是复制了政治学中假定的,西方与共产世界的对抗,或是现代化世界与开发中世界的对抗。蔡英文这样的影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却是何以她在面对国共和解与两岸大通的潮流中,仍然觉得自己与欧美主流一道,故而她能充满信心领导台独继续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