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友柏傳記：從顯赫家族到尋常人家

《懸崖邊的貴族 蔣友柏:蔣家王朝的另一種表達》　　周為筠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

　　“第一家庭”的“家庭日”

　　蔣家有個沿襲多年的家規--“家庭日”,這天是一大家人團聚的時間。爺爺蔣經國在世之時,每周

四中午都是友柏全家去見爺爺的家庭日。蔣友柏叫爺爺蔣經國為“阿伢”,叫奶奶蔣方良為“阿娘”,按照原汁原味的奉化方言叫法。

　　在蔣友柏的童年時代,爺爺蔣經國在台灣政壇的地位早已十分牢靠。

　　蔣經國於1978年5月順利當選為“總統”,但一直低調的他就職當日即對外指示: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刊上,因為今天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不希望別人稱呼他為“領袖”,他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和公民。也不希望有“萬歲 ”的口號出現,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蔣經國不光嘴上這麼說,實際上也真的放下架子,出現在普通百姓之中。他完全是一套親民領袖的作風,以“新人新政”鼓舞日益低落的台灣士氣,改變民眾對蔣家及國民黨的惡劣印象。

　　蔣經國與蔣介石風格不同。蔣介石保持的是傳統帝王領袖作風和派頭,從不輕易與人握手,從不與民同樂,非自家廚師的飲食不吃。個人在公眾面前比較嚴肅刻板,處處要顯示出不凡的領袖氣勢與風度。

　　而蔣經國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早年在蘇俄極端艱苦環境的磨礪,使蔣經國擁有超凡的吃苦精神。上世紀50年代台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時,參與工地建設的他與築路“榮民”同甘苦。渴了與工人一樣嘴對着水龍頭喝生水；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啃。就算後來貴為“總統”,每次外出視察也直接到小飯館吃盒飯。為視察建設中的一條公路,他竟可以進山21次。在1980年永安礦難發生後,他可以做到挨家挨戶地慰問。

　　蔣經國的“親民秀”絕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對蔣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過統計: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

　　在眾人眼中嚴厲卻又親民的蔣經國,在蔣友柏看來並沒有什麼神秘的。縱使他貴為萬人尊崇的領袖,在友柏面前也只是一個普通家人。

　　在年幼的友柏眼裡,爺爺是個慈祥的爺爺,經常穿着素色的夾克外套,戴着鴨舌帽,穿着布鞋,整日在外面奔波。他與士兵拼酒、與少數民族一起嚼檳榔；他不結交商人文人,只有民間友人。他就像台北街頭巷尾的老爺爺,沒有絲毫大官架子和官僚氣息,吃的用的和其他家人一樣。他可以跟小友柏開玩笑,可以經常講故事給他聽,甚至趴在地上給孫子當馬騎。

　　雖然蔣經國沒什麼架子,但對孩子們要求還是比較嚴格,從吃飯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來。蔣友柏兄弟每周都要陪爺爺用餐,但是用餐禮儀完全是軍事化管理。

　　例如,大人沒動筷子前,小孩子不能先動筷子；吃飯時不能講話,手肘也不能放在餐桌上；飯菜放進嘴裡後,嚼東西時嘴不能張開；一定要把自己碗裡的菜餚吃完；吃完後要把空碗收拾好,放在盤子上；大人動才能動,大人停也要停；離開餐桌時,一定要說“爸爸、媽媽,我吃好了”,等大人說“可以”之後,才能在說完 “大家慢用”後離開座位

　　這個規矩蔣介石以前是這麼教蔣經國,蔣孝勇小時候蔣經國就這麼教他,現在蔣經國又這麼教孫子。俗話說培養一個貴族要三代,蔣家的規矩這樣代代相傳,到了第四代真的有些貴族的教養了。

　　蔣經國非常疼愛友柏,對小孫子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認定他做事不喜歡按牌理出牌,喜歡劍走偏鋒。俗話說三歲看老,蔣經國在友柏和友常兩兄弟還小的時候,就和蔣孝勇夫婦提過:“友柏,將來會在事業上面有所發展,是屬於開疆拓土的性格；友常,將來會是個將才。”

　　蔣經國閱人無數,果然預見非凡。他的兩位孫子多年後的確如此,哥哥蔣友柏為事業負責開域,頻繁曝光；而弟弟蔣友常則鎮守一方,鮮有露面。

　　人在走路時,轉彎最重要

　　爺爺蔣經國的撒手人寰,除了讓年少的蔣友柏第一次感覺到親人離世的悲痛外,感觸最深的還有陽明山家門口一夜之間變得門可羅雀,父親蔣孝勇的生活也驟然變得如閒雲野鶴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幾撥人風塵僕僕地上山,前來請求蔣孝勇疏通關係的國民黨軍政大員更是數不勝數。現在蔣經國屍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馬就變了嘴臉,尤其是那個前恭後倨的李登輝。一種壓抑的氣氛開始向蔣家靠近,早晚這股怨氣會發泄到他們頭上。

　　在蔣友柏幼小的心靈中,從這時起就隱約地感觸到政治的險惡,但又不知道這麼大的變化究竟為什麼?

　　蔣友柏知道爺爺的去世對父親打擊很大,在接下來的兩個多月里,他和媽媽朝夕陪在父親身邊,希望他能稍微高興點。這段時間蔣孝勇整日沉浸在悲傷中,無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蔣孝勇自己的話說:“我失去最多,因為我失去了父親；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為我只失去父親!”

　　的確,父親蔣經國的離去,讓蔣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因為蔣經國在世時,蔣孝勇整個生命重心都在父親身上,父親說走就走,這讓他心裡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加之李登輝上台掌權後,急於擺脫兩蔣在台灣政界的影響,縱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蔣”的活動,開始對台灣政治體制大動斧鉞,實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蔣化”改革,島內的氣氛與蔣經國時代如同隔天換日,大家都有預感 台灣要變天了!

　　昔日兩蔣被塑造成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而他們身後的政治冤案如孫立人案、雷震案等紛紛出籠。民進黨“民間代表”逐步反攻倒算,在不同場合控訴兩蔣的暴行。面對島內一日甚過一日、一浪高過一浪的批評,作為蔣家第三代“ 碩果僅存”的實力人物蔣孝勇,面臨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前後才幾個月時間,讓蔣孝勇仿佛感覺換了人間,嘗盡世態炎涼。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親蔣經國的話又一次迴蕩在蔣孝勇耳邊 人在走路時,轉彎最重要。這句話原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名言,蔣經國生前經常掛在嘴邊。這時的蔣孝勇分明感覺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運是該轉彎了。

　　雖然蔣孝勇一直身處權力的頂峰之上,但他深知變化莫測的政治險惡。他不想兒子友柏和友常日後也置身漩渦之中,過早地背上政治的包袱,被別人用有色眼鏡去看待,和自己一樣身不由己地遭遇政治的濁浪。蔣孝勇在父親去世之後,一直秉持一個原則:對政治有所批評,但絕對不捲入是非圈裡!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灣,免不了還要趟政治這潭渾水。若能就此離開台灣,去個單純的環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來,思考要往何處去了嗎?

　　蔣家過去和中國近現代史似乎總是連在一起,但終究有一天要有一個休止符。蔣孝勇希望這個休止符由他來畫。

　　其實在這個家庭里最先動了移民念頭的是方智怡,她在1984年蔣經國尚在人世時,就因為蔣友柏小學即將畢業,為了大兒子的教育問題,曾向丈夫真誠地探討過,由她來帶着孩子出境讀書。但是當時蔣孝勇是死活不答應,認為一家人要走的話也是一起走。父親蔣經國需要他侍奉,而且政治上也決不容許。

　　時過境遷,蔣經國已溘然長逝,李登輝雖然假惺惺地邀請蔣孝勇入主新政府,擔任個一官半職,但蔣孝勇感到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在無所適從的焦慮之下,蔣孝勇決定“逃離”台灣。

　　對這個決定方智怡是十分支持的,她和蔣孝勇相識8年才結婚,婚前就把很多問題想得很清楚,知道政治這東西遠比想象的還要複雜,如今丈夫要決定遠離是是非非,她自然是無條件地選擇配合。

　　恰好方智怡姐夫張春旺在國外,曾經在加拿大東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留學並且工作過,對那遙遠的國度和陌生的地方相當熟悉。因此,去加拿大的念頭在蔣孝勇的心中萌生。

　　(陳小庚摘編自《懸崖邊的貴族 蔣友柏:蔣家王朝的另一種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