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不仅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捡了个大漏而荣登大典，他的副手曾庆红更是水涨船高，跟著江泽民来到北京，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至1993年。这期间，曾庆红出手救了我们本文的主角李元“一命”。
1988年，李元从中央办公厅办公室调至中央政改研究室工作，曾任行政改革局局长。“六四”后，中央政改研究室被认定是赵紫阳的铁杆智囊团，是必须要被拔出的“大毒草”，李元身在其中，自然少不了受审查。实际上，政研室的绝大多数人都因为“六四”和赵紫阳而被清洗出政治核心圈，既有被软禁至今的，比如鲍彤，也有逃亡海外的，比如陈一谘，大多数人从此在体制内受到压制而鬱鬱不能得志。
原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陈毅之子），曾口述回忆过这段政改研研室“大清洗”的历史，读来令人希嘘。
上世纪80年代，陈小鲁在驻英国大使馆副武官任上回国，他自己的说法是“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瞭解国情不行啊。”
回国后，陈小鲁先是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当时，上面正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陈小鲁的一个同学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和陈一谘推荐了陈，把他从总参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谘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陈小鲁说。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陈小鲁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麽感想就说什麽。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陈小鲁说。
十三大开完以后，1987年10月，中央宣佈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鲍彤当了主任，陈小鲁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
有意思的是，政改室当时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裡、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1988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著手搞些调查......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陈小鲁说。
当时有件事引起了陈小鲁的注意。一位时任政治局常委的人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政改室的人，退回来了。“这是明摆著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麽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陈小鲁说。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陈小鲁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指出，“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了”。
不成想，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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