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全是韩寒的话 《纽约时报》如此揶揄胡锦涛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元旦期间发表了一篇有关文化自强的文章，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媒体就此将包括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的观点做过专题新闻报道。在差不多同一段时间内，网络作家韩寒也就中国的言论自由写了一篇博文。由于两者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便将他们放到一起，《纽约时报》就以韩寒的言论来揶揄胡锦涛的观点。

　　每当海外媒体或者中国的自由派看到有关中国政府保护文化独立的言论时，都会用保守和专政的

视角来进行批判，认为任何一个政府企图鼓励文化自强的尝试都好像干预了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这种论调好像已经成为东西方就文化议题进行讨论的唯一框架。当然不能完全诿过于人，胡锦涛的话语形式确实有些过时，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他还是用二十世纪的口号，什么“长期渗透”、“警钟长鸣、警惕长存”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有时候我总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实在朴实，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和现代传播学影响下的商业社会需要我们将文字“粉刷”一下，过于直白会让“群众”不好受。

　　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如何推进的探讨并不是新鲜事物，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这种讨论就已经非常激烈，相对于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用自由主义的标签来定位，今天的韩寒可能正在尝试扮演当年胡适的角色。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有点像将摆街叫卖的小贩企图和现代化大商场相提并论。然而，自由主义就是这么回事，任何人只要能够放任地去表达一下自我，再用一些潇洒的语句装饰一下，就好像顺理成章地扛起了自由的大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韩寒和胡适确实都符合这个标签。

　　胡锦涛的文章本来就没有什么新意，只是重复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的民族愿景，也是中国人从来就认为没有任何悬念，早晚就会做到的文化自强和革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历史上过于自傲和自负，加上中国传统中封建思想的霸道，约束了应有的开放性，以至没能够意识到民族对现代化所应该有的前瞻性和包容态度，以至被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超越，最终让自己的文化在自己国家内被边缘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我们彻底改写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消灭了封建帝王制度，以激烈的辩论和晚清以及民国时期的社会实践奠定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以及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否定的基础，透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努力，彻底否定以文化大革命和苏联经济建设模式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在今天，中国确实需要提示自己去延续新文化运动的探索，以更牢固的社会物质条件来支撑和重新研究中国的文化选择，而胡锦涛的文章只是就文化自强以及就如何应对随着中国全球化发展必然出现的外来文化入侵表达了一些想法。

　　我还记得十几年前韩国在推动自己的电影和电视文化产业时，就强烈限制对美国电影的输入，同时对日本电视剧进行行政抵制。到了今天，韩国的文化产业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亚洲一股强劲的文化力量，哈韩热潮已经成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社会现象，没有人会再批评韩国政府当年的专政措施。就好像前几年法国政府，包括萨科齐总统在内对美国饮食文化进行强烈批评，更出现了麦当劳当年在法国遇到抵制，这些都曾经成为自由经济论者的靶子而在那里讥讽和揶揄。但不久之后，麦当劳改变了自己的菜谱，增加了不少健康食品，据闻它的业绩还大幅度提升，批评的声音也减弱了。试想，如果没有政府的努力，很多这样的改变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生。

　　在中国社会，我们的选择是让社会无所引导地去进行自我调整和认识，还是让政府给予适当指正，引发讨论，让文化自强的过程能够更快地实现。近几年中国政府明显对于非物质文化产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将无数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这种做法不单止受到群众的欢迎，更符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试想，市场会自动承担这样的保护行为吗？或者照韩寒等人的观点，政府最好撒手不管，由文化工作者和艺人“自由地”将这种任务承担起来。如此就会比政府做的更好吗？

　　《纽约时报》引述韩寒的话在其文章中说：“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这一段话确实将某一群文化人的“担忧”表露无遗。有一次我问一位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授是否认识中国的鲁迅先生，对方当然是两眼发愣。当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之后，他礼貌地表达了歉意。我想如果鲁迅先生今天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时，英国的学生不认识他并不会让他“抬不起头来”，鲁迅先生或者其他文学家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更不会在意他们的作品是否属于“影响世界的文字”。文化的限制是他们没有世界地位的原因吗？我倒觉得是西方世界的愚昧和狭隘是中国文学“没有世界地位”的原因，就好像《历史终结论者》的作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突然”发现中国汉代是现代文明政府的最早代表一样。是否没有他的“发现”，我们的历史就不存在？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就一文不值？一部分自命为文化人的“小贩”有两个奇怪的观点，没有洋人的推崇就好像不够水平或者国际化，而国际化首先必须经过西化的过程。

　　“国际化”不是衡量一种文化“好”、“坏”的标准，也非文化产生、发展的目的。“国际化”只是文化在传播中达到的一种效果。因为任何文化都反映了人性在不同民族、地域、环境、历史中的表现与变化，因此它又能被其他民族、地域的人所了解、所明白、所欣赏。所以，才有“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国际化效果。但是由于文化较多的依附于政治，甚至借助武力推广，因此西方几百年来的政治强势也使其文化“强势”起来。这种依靠政治、生产力强势推动的文化，渐渐被人们当作了国际化的标准。但这并非自身文化的力量，而是借助了强势政治的结果。

　　我一直以为文化这个词本来就不应该与国际的概念等同，本来就具有地域性或者时代性，而不会是普世的，将一己的愚昧所形成的侏儒心理，用一种普世理论的借口来掩盖是可笑的和可怜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适度转型，能够很好区别不同的价值认识，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考察与面对我们的文化选择，政府应该鼓励群众更积极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所理解的政府观点就是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个群体，包括一部分精英和沉默的大多数。

　　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开展了所谓三俗的文化批判，就有不少人认为应该让市场去选择，政府不应该推动运动式的打击。最近有关减少娱乐节目的政策，再次将这种讨论提升到政治层面。试想，如果不是面对投诉的压力，政府应该自发地对低俗创作进行整顿吗？或者不是不少人批评过量的娱乐节目，对娱乐节目的极端商业化进行抵制，这些国有电视企业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去做改变吗？也许我们应该让这些电视台根据市场的要求去自行决定如何经营，是否这样才能够满足自由论者的观点。听起来很美，但它只不过是资本和经济利益主导文化取向的另一种秘而不宣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凌驾于社会价值取向之上的另一种谎言。

　　如果有些人认为文化人应该是文化产业的专家，他们必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如何发展文化，那么我们就应该鼓励华尔街的银行家去改革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管理，让地产商去制定中国的住房政策。更何况对于什么是文化人，至少比界定金融专家和房地产商困难一些。曾经就有一位捏面团的老匠人高兴的告诉我，他现在也是文化人了。当然，韩寒比捏面团的老匠人更“专业”和有地位，或者这样的文化人至少应该在文化人之前加上“高级”或者“国际”的称谓。

　　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批判当然是大家的权利，更何况是文化人和媒体，这甚至是他们的责任。中国要建立新的社会价值观以及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就更不能够缺了文化这一项。但这种讨论必须是积极的，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不是去满足某些人发泄一下自己的郁闷，不是去方便某些人耍耍嘴皮子赚个吆喝，更不是去迎合别人的要求。还是要区分什么是这个文化讨论的主体，是中国而不是国际。就算是国际也要搞清楚这个国际所指的是什么，没有将中国十三亿人、印度的十亿人算在内的国际还是国际吗？要讨论或者批判就要拿出真理论实知识，而不是凭些感觉就发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