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事件”余波不断，“重庆模式”这一现象概念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日前表示，鉴于重庆“出这么大的事”，“这么大的问题谁也不能回避”，倡议对“重庆模式”重新进行公平的评价。
作为《重庆模式》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杨帆2月20日在他的微博上表示，“对这本书(《重庆模式》)要负责任，虽然重庆部分我没有参与写，但是我签了字。出这么大的事我非常惋惜。这么大的问题谁也不能回避，我倡议通过社会公推几十位、上百位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或着名人物，组成民间考察团，对‘重庆模式’重新进行公平的评价，有错改错，没错帮助它继续发展。”
杨帆还批评薄熙来在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才强调改革开放有点晚。2月19日在微博中，杨帆写道：“(王立军)出了事，薄在2月15日讲改革开放，可惜晚了半年。重庆工作做得好，否则我也不会写《重庆模式》，但重庆去年理论定位有误，犯了左倾错误，加剧了对立，自身也被角色化了。”《重庆日报》2月13日高调报道，薄熙来12 日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指出要以“更大勇气推动改革，促进重庆科学发展”，这被普遍认为是薄熙来的转向之举。
而在此之前，杨帆认为，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在2011年《重庆模式》出版时发布会上，他与该书另一作者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详细阐述“重庆模式”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一些争议及敏感问题。当时，他们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并明确表达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而在杨帆近日的微博中，他连番发文说，重庆领导2011年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本来在2011年2月《重庆模式》的书出版以后，重庆就应采取他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却是和“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靠拢，“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2008年1月份，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杨帆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各执一词，随后在社会上引发关于 “师道”的广泛争议。此事后来被媒体冠以“杨帆门”而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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