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锋一家6口携款2亿 何以成功潜逃加拿大

万维读者网记者逸民综合报道：3月25日，因神不知鬼不觉携2亿元巨款举家顺利潜逃国外，公安部发出红色通缉令对中国农业银行江苏江阴市要塞支行行长孙锋进行全球通缉。而事实上，去年12月28日，孙锋与其妻夏亚琴、父母、两个子女举家“出游”泰国之后便已“失踪”。

据悉，公安部此次发出的红色通缉令，系国际刑警组织最著名的一种国际通报。成员国一旦发现被通缉人员下落，有义务组织逮捕行动并引渡在逃犯。

长江日报文章慨叹说，作为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的孙锋举家外逃竟是如此轻松，而案子却在两个多月后才浮出水面！他们显然有充足的时间把赃款安全转移，然后销声匿迹。

孙锋举家出逃，与江西鄱阳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的举家出逃相似。都是春节前借旅游之名出逃，一个说去海南过年，一个是去泰国旅游；李华波是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孙锋不仅带上了老婆和女儿、儿子，而且连父母也带走了；李华波在出逃之前把自己的别墅悄然转手，卖了80万元，而孙锋则是把私宅作了抵押；外逃的目的地也相同，都是加拿大。

东方早报文章也说这并非个案。2月初，潜逃的山东烟台市商业银行原胜利路支行行长刘维宁被抓捕，其通过承兑汇票套取资金，涉案金额高达4.36亿元；去年3月，广西桂中农村合作银行南泗支行原副行长罗克努，冒用身份资料套取贷款约1500万元后，失踪潜逃；去年6月，厦门国际银行原支行行长伪造承诺函公章，骗取巨额民间资金后畏罪潜逃，金额尚未明确，疑与厦门担保业高达37亿元的债务黑洞有关。

银行行长卷款潜逃，已成为继2005年中央集中调查和处理42名银行行长集体外逃案后，又一个类似案件集中爆发的高峰期。

文章认为这既与监管层面的“形严实松”有关，更与中国银行僵化的赢利模式密切相关。

中国银行业的赢利模式以利差收入为主，占银行业营业收入近80%。中国银行业税后利润从2009年末的6684亿元大幅增至2011年末的1.04万亿元，其总资产亦从2009年末的78.8万亿元大幅增至2011年末的113.28万亿元，三年时间增幅分别高达55.6%和43.8%。

这种高速扩张不仅会导致现行监管制度及执行能力难以及时有效跟进，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银行自身风险控制、内控管理的形同虚设。因为，高速扩张需以高效率为前提，而过度强调高效率，一些必要的程序和制度极易遭到简化和忽视，而总行（或上级分行）为确保业务高速扩张亦会为此给予下级支行行长过多的权力。

文章认为在上述因素之下，当下已发生的银行行长卷款潜逃事件，不是偶尔，而是必然。而这种反常现象，之于今年，可能不会减少，而会大幅增加——因为，在银行业花团锦簇业绩的表象背后，今年不良贷款率或将大幅攀升2-3个百分点高达4%~5%（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测）。由此，更多仍处潜伏状态的违纪腐败等案件将不得不浮出水面，而在事实真相彻底曝光前，部分银行行长极可能会铤而走险卷款潜逃。

在中国银行业过度依赖资产扩张以确保利差收入持续增长的赢利模式之下，银行事实层面的监管缺失，很难取得结构性好转，甚至可能因银行规模的短期高速膨胀，从而形成违纪腐败、卷款潜逃等同比例上升的“负循环”现象。

事发后的“红色通缉令”作用有限  不如“事前监管”有效

广州日报文章则说“红色通缉令”是全球抓捕外逃大案疑犯的有力手段，中国自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并借助近年来全球“反腐败国际合作”框架协议，已经成功地把一部分外逃贪官缉捕归案。然而，人即便抓回来了，但他们卷走的不义之财，却早被他们或通过“洗钱”合法化而流失于海外，或转手到一并外逃的其家人手中。

“红色通缉令”并不能替代发挥“全球追讨”不义之财的功能，这使“全家人”携巨款出逃“模式”，成了一些犯罪分子的“退出”战略的最优选择。除非受害国有关方面在国外提起繁琐冗长的民事诉讼，否则想把早已洗钱或转手的巨款从移民于海外的疑犯家人手里追回来，真是难上加难。很多时候，对方国会对刑事犯罪部分，热情地进行司法协助，而涉及民事部分，尤其涉及到巨额资金流入，则多会以“民事纠纷”为由不予合作或消极处理。假如被疑犯卷走的巨额财富追不回来，其一并外逃的家人成了最大受益人，而被引渡遣送回来的要犯又因为受到国际引渡惯例的保护而获得轻判，从某种意义上说，“红色通缉令”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也导致近年来“全家外逃”有愈演愈烈之势。

要真正根治这些事后“一地鸡毛”的乱局，应事前监管与事后惩罚并举。很多问题，均是出在“事前监管”不足或缺位之上。开平中国银行支行职员上下都知晓两任行长余振东、许超凡在做“坏事”，但监管部门就是不知晓，余、许等人的妻儿“移民”出国，他们外逃迹象已经相当明显了，就是监管部门还蒙在鼓里。同样，去年鄱阳股长外逃一案，其作案时间已经长达6年，其办理了全家外国护照，并卖掉了私宅，卷款外逃之意已经十分明显，甚至外逃成功后，出逃人实在觉得游戏不好玩，还专门从加拿大打电话回来给上司，汇报了卷钱出逃的“成功故事”。今天的江阴行长，甚至把父母亲也一并带出去了，这么长的准备工作，以及这位孙某行长公开做非法集资之事，没有被任何监管部门所掌握和警觉，与其说犯罪分子太“有才”，不如说监管制度太“无才”了。

人民网文章也质疑，为何监管无力？ 孙锋虽然在同事面前掩饰巧妙，但出逃却早有准备。去年12月下旬，夏亚琴辞去江阴市某大型服装公司行政职务。之前还有他的父母和上小学女儿及上幼儿园儿子都一起出国了。出逃前孙锋在江阴住房也已抵押。夏亚琴辞去公司行政职务，孙锋将住房抵押，全家6口一起出游泰国，这些迹象足以表明孙锋要出逃。可孙锋“外逃”同事竟然一点没有觉察，就是这样却就是没有谁引起重视，此案竟“沉寂”两个多月后才浮出水面，这大概反映也太迟钝了。

中国江西网文章则质疑为何看不到事先防范的迹象。文章说，孙锋举家出逃后，无锡、江阴警方曾派出两批办案民警前往菲律宾某小岛抓捕，但未能将其成功抓获。后孙锋辗转前往泰国、荷兰，最终前往加拿大。其出逃路线在案发前精心进行了准备。对于这样的外逃路线，显然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的。

文章断言，这其中，显然就是权与钱的“潜规则”在作祟，要么就是以权换钱，要么就是以钱换权，权为钱开路，钱为权买单，再以此来打通举家外逃的“合法通道”，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是卷钱高飞。此时，外逃的“设防”已被“糖衣炮弹”给攻破了，监督约束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摆设。

民间借贷风起云涌  非法集资如鱼得水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锋卷走的并非银行的钱，而是“业余”从民间非法集资的钱。

人民网文章说，近年来，民间非法集资类犯罪层出不穷，无论骗术如何低劣复制，获重刑的案例如何在身边屡屡出现，无论司法机关如何不懈打击、主流媒体如何大力宣传，参与者仍然趋之若鹜。比如2009年8月5日，绰号“小姑娘”的浙江丽水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2009年12月18日，被称为“东阳富姐”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英被判处死刑，目前仍在死刑复核中……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仍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仍然不畅通、民间流动性资本过剩但国内投资渠道还相对不足等。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上涨、货币长期贬值问题尚未得到遏制，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的浮躁的贪利和暴富心理是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

中国江西网文章着重指出民间借贷盛行受央行政策面的影响。经2010年1月18日至于2011年6月20日以来，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达到21.50%，中小金融机构达到18.00%，这种政策调控很显然制约了银行的信贷能力，一些中小企业在到银行贷不到款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企业的正常资金周转，必然会转向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盛行还受坊间资金充裕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资金水平也逐年增高，这么多的资金总得有个去处，可是去哪里呢？去银行，资金增幅太小;办企业，谁都知道民营企业生存艰难，利润不高;搞投资，股市自2007年大跌以来，始终逡巡不进。正在民间资金寻找增值渠道的当口，又巧遇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此外，千龙网文章认为，孙锋的2亿元非法集资之所以筹来全不费工夫，是因为放贷人看好他的“行长”行头。

在地方，没有比行长更令人信赖的名头，没有比把钱放到行长那儿更保险、更安全的投资渠道，在这种语境下，公众的投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皆匍匐于行长的名头之下，行长也正是利用这一名头的信任效应才得以实现其“空手套白狼”的非法集资企图。

而行长名头之所以会异化为2亿元非法集资、为非作歹的道具，一方面说明百姓投资渠道的单一、偏狭，投资风险意识与识别神经的匮乏、脆弱，另一方面折射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乏力，职能部门对非法集资的协调能力、预警机制、舆论宣传引导严重滞后。

逃跑线路精心准备

法制日报记者证实，涉嫌为孙锋外逃提供资金帮助的渣打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私人银行业务客户顾问吴伊甸，日前被警方以涉嫌窝藏包庇罪刑事拘留。吴伊甸系新加坡籍，孙锋也在案发前取得了新加坡护照。孙锋举家出逃后，无锡、江阴警方曾派出两批办案民警前往菲律宾某小岛抓捕，但未能将其成功抓获。后孙锋辗转前往泰国、荷兰，最终前往加拿大。其出逃路线在案发前精心进行了准备。

经采访证实，孙锋的案发曾惊动了江阴当地政府主要领导，担心有无巨额公款涉入。但事后查实，其出逃所涉及的1.26多亿元，基本上是基于其“行长”身份而向江阴当地的老板个人和企业集资借款，并无农行储户资金或政府公款涉及。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系江阴市龙砂村前村书记赵积娣。

由于出借自己的企业资金和向他人集资来的资金有近亿元，去年12月28日，孙锋及其父母、妻子、一儿一女先后举家“出游”泰国后失踪，造成巨额资金无法归还。无奈之下，赵积娣向警方报案。

据了解，孙锋之所以出逃，主要是其在职期间热衷炒期货，并在去年下半年损失惨重，无法归还巨额借贷。而其主要资金来源，系利用其多年在银行业积累下的名望和人脉资源，直接吸引当地民间资本，并以高额回报许诺。

回放：行长“失踪”高利贷案浮出

2011年12月28日，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与其妻夏亚琴、父母、两个子女举家“出游”泰国。尔后，便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由此，一桩涉及非法集资金额或达2亿元的银行行长举家外逃案才在“沉寂”了两个多月后，浮出水面。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今年3月6日，无锡市公安局以“涉嫌窝藏包庇罪”对渣打银行新加坡籍驻华员工吴伊甸进行刑事拘留，她极有可能给持有新加坡护照的孙锋的资金外逃提供了某种帮助。

另值一提的是，一家名为江阴天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华科技”）的公司在孙锋出逃的数日前也突然“倒闭”，其影子控制人冯嗣荣则因涉嫌非法集资已被江阴警方控制。

接踵而至的天华科技倒闭和孙锋外逃，因龙砂村村委书记赵积娣和前中国银行华士镇办事处负责人赵汝凤的名字而串联在一起。据悉，银行系统工作过的赵汝凤是向二者放贷的中间人，而赵积娣则是背后最大的“出借人”。

（资料图：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李东哲潜逃加拿大7年后回国自首）

接近江阴警方的人士说，“赵积娣向江阴警方交待的是，她借贷给孙锋以及天华科技的资金达9800万元。”尽管该说辞未经赵积娣本人证实，但龙砂村一位人士透露，赵涉嫌挪用该村至少5000万元公款。

2012月3月6日，吴伊甸又一次被上海警方叫去谈话，她是渣打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客户顾问，今年31岁，新加坡籍。

3月6日并不是吴伊甸第一次被上海警方约谈，今年1月以来，她就多次被警方传去讯问一位名叫孙锋的客户的相关情况。和以往几次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的未婚夫杰森在公安局大楼外未能等到她出来。一个小时后，一位警察转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吴伊甸的手表、蒂凡尼项链和两周前收到的订婚钻戒。警察递给杰森一个手机，他只能和吴伊甸在电话里做简短的告别。

当日，无锡市公安局便开出了《拘留通知书》，该局根据刑诉法第六十一条，以“涉嫌窝藏包庇罪”将吴伊甸刑事拘留。目前，吴伊甸被羁押在江阴看守所。

吴伊甸的客户孙锋，系江阴农行要塞支行的行长，去年12月28日，孙锋未经组织批准便赴泰国旅游，并一去不归。直到被江阴警方立案，孙锋的同事们才知道他“外逃”了，他的外逃直接涉及2亿元高利贷资金不见了踪影。在此之前，孙锋的同事一点也没有觉察出迹象。

孙锋大约40岁出头，浸淫金融系统10年，业务精湛，在江阴企业界人脉甚广，掌握着大量的客户资源。

虽然在同事面前掩饰巧妙，但是孙锋的出逃却早有准备。“去年12月下旬，夏亚琴辞职了，非常突然。”夏亚琴的前领导如是说。夏亚琴是孙锋的妻子，之前在江阴市某大型服装公司任职行政岗位。除了夏亚琴外，还有他的父母和上小学的女儿以及上幼儿园的儿子都一起出国了。在出逃前，孙锋在江阴的住房也已抵押。

江阴农行要塞支行的新行长周文镜表示，孙锋携款外逃，其资金并非农行的储户资金，而是其个人筹来的民间借贷。“放贷人看中的只是孙锋"行长"的名头。”

江阴警方宣称，孙的出逃金额2亿元不到，但在江阴当地，坊间普遍的说法是，在整个非法集资过程中，孙锋掌握的资金量多达3亿元。

银根收紧之后，江阴本地的民间集资早在几年前便有抬头，大量的典当行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于江阴的街头巷尾，民间借贷利息甚至可以高达40%。据江阴当地某大型企业高管介绍，孙锋的“融资”并无特别具体的实体的项目，放贷人看中的是孙锋的身份、名望以及在地方上的人脉和活动能力，孙锋开出的贷款利息通常超过20%。

农行江阴支行的内部人士的个人感觉是，孙锋近年来一直热衷炒期货，并在2011年下半年损失惨重，这可能是导致其还贷无门，最终选择举家出逃的直接导火索。而孙锋炒期货亏损的消息，其妻夏亚琴的前领导也表示有所耳闻。

据了解，江阴警方经侦系统已经根据部分情报，轮番派出不同办案人员去过菲律宾等东南亚诸国数次。一个在江阴坊间被广为传播的消息是，持有新加坡护照的孙锋已经极有可能取道新加坡去了加拿大。

江苏一位律师以吴伊甸的涉嫌罪名判断，吴伊甸被刑拘极有可能是为孙锋提供了大额资金外逃的路径。目前，新加坡驻上海领事馆已经派人前往无锡市了解情况，杰森和吴伊甸的家人目前也呆在无锡。

江阴警方一名范姓的市局警官称，“给孙锋放贷资金最多的是江阴的一个村，有好几千万。”但由于新加坡人吴伊甸的案件在侦查阶段，江阴警方不愿透露更多信息。

据多方了解，“这个村”是与华西村相邻的富裕的龙砂村。一位接近江阴公安局的知情人士透露，孙锋跑路后，警方曾找龙砂村村委书记赵积娣谈过话，据后者说，经她调动参与民间借贷的资金有9800万元。

龙砂村比邻江阴的城市名片——华西村，2011年全村完成工业销售收入52.8亿元，利税3.25亿元，该村现有企业约60家，主要以黑色带钢、医用手套、纺织为主。自1989年起，赵积娣在龙砂村担任村委书记至今。2003年，赵积娣还在龙砂村创办了一家其个人控股51%的村办企业——江阴市升华纺织品整理有限公司，以生产牛仔布为主业。

消息人士透露，赵积娣向孙锋的放贷资金可能是村里的公积金。当地村民的说法是8000万，但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则表示，“至少挪用了5000万元。除此之外，赵积娣自己还作为中间层级向他人集资。”

孙锋外逃案发后，赵积娣开始四处借钱。上述消息人士认为这是为了填补村里的资金窟窿。大年初六，即1月28日下午，赵积娣在华士镇官员的陪同下，去给该镇最大的企业海达集团的当家人徐有才拜年。徐有才证实，为了填补孙锋案发后赵积娣挪用村里公款的资金窟窿，他借给赵积娣1000万元应急。“她究竟给了孙锋多少钱，给钱参与了什么项目，我没具体问，都是一个镇上的，她有难，我能帮忙就帮帮忙吧。”

在给徐有才拜年之前，赵积娣在上午8点20分左右，便离开村委会办公室，去华西村拜了年。但是赵积娣希望借3000万救急的请求被拒绝了。但是，据龙砂村一位人士透露，“华士镇投资公司将3000万元汇至华西村，华西村又将钱汇至龙砂村，龙砂村向华西村借的3000万元，实质上是镇里的钱。”

但是，龙砂村纪监委主任王棋却否认了公款之说。“不可能是村里的公款，即使赵书记有向孙锋提供资金，那也是她自己从外面筹来的钱。”王琪称，在孙锋案发后，村纪监委也听闻了赵积娣动用村里集体资金参与放贷的“谣言”，调查后的结论是“查无此事”。

据华士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透露，赵积娣原本并不认识孙锋，她将近亿元的资金借贷给孙锋，是通过一个叫赵汝凤的人。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赵积娣、赵汝凤二人都在华士镇做妇女工作，主抓计划生育。后来，赵积娣当选了龙砂村的村委书记，并成为村办企业家，赵汝凤则成为中国银行华士镇办事处的负责人，退休后，赵汝凤联手他人开设了一家典当行。但是奇怪的是，赵积娣在电话中却告诉记者，“我不认识赵汝凤！”

2009年，赵积娣开始将村里的集体资产放贷给赵汝凤的典当行。龙砂村纪监委主任王棋称，村里集体资产借贷给典当行是经过村党委讨论决定的。

赵积娣向典当行的放贷，金额随之逐年增大。据华士镇这位知情干部透露，赵积娣自己也开始吸纳民间集资。2011年，赵汝凤又给赵积娣介绍了两个项目，一是放贷给农行行长孙锋，一是放贷给天华科技。

在天华科技气派的大门外，在公司名牌前醒目地标注着“中外合资”，但江阴市工商局提供的工商档案显示，这家设立于2003年的公司却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其单一股东为江阴金光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后者的股权结构由周剑明、冯嗣荣、唐泉清三名中国籍自然人股东组成。其中，大股东周剑明为执行董事、二股东冯嗣荣为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为冯嗣荣。

上述知情人士称，冯嗣荣的天华科技在几年前研究出号称可以一种有高利润的新型的薄膜制品，计划以该产品为龙头将公司打造为上市公司，赵积娣等出资人在此时借钱给公司，不但可以享有30%的高利率，其出资额还将可以作为公司资产，在改制为股份公司时折算为原始股。

天华科技工商资料显示：2011年8月，天华科技股东大手笔增资，从企业的注册资本827.73万元增资到3000万元。这与赵积娣借给天华科技钱的时间很巧合。冯嗣荣的司机证实，冯嗣荣给赵积娣的借款利息都是月结，“每个月结账都是现金，一袋子一袋子的。”

3月21日，坐落在江阴市华士镇陆桥荷花南路的天华科技门可罗雀，在公司紧锁的铁门外望去，一片人去楼空，公司内在建的新厂房只留下裸露在外的钢筋脚骨架。传达室的一位老大爷称，公司在去年年底就倒闭了。

天华科技的程姓会计称，公司资金链已断，负债达1.5亿元，冯嗣荣已被江阴警方拘捕。随后孙锋也失踪了。孙锋案发后，赵汝凤亦被江阴警方请去做过相关笔录，目前，赵汝凤在抵押了其在江阴的两套房产后，已赴上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