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学者高文谦认为，薄熙来事件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是中国目前的“邓头毛身”金字塔政治结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邓小平的治国思想，但制度基础还是毛泽东1949年建起来的集权体制，这是党专权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权贵资本主义，薄熙来就是这种畸形分裂的体制产生的怪胎。
薄熙来落马，撼动中国政坛，高文谦在接受《大事件》专访时表示，薄熙来可说已构成一种现象，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要从根源上谈起。高文谦说，产生薄熙来事件的土壤，就是中国现存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是个“邓头毛身”的金字塔结构，头部是邓小平的治国指导思想，亦即中国现在当权者的主流思想，但制度还是毛泽东1949年建起来的集权制度，这样的结合，可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一种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薄熙来就是此制度下产生的怪胎。
高文谦指出，具体地说，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是与胡温当政空转10年不作为分不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当政的邓小平不想从根本上触动一党专权的毛体制，而是采取实用主义，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有一句名言是“两手硬”，亦即抓经济、抓政治都要硬，所谓抓经济硬，就是遵行“发展是硬道理”，抓政治硬，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邓头”的核心就是“两手硬”，就是“经济搞活、政治管死”。
高文谦对《大事件》表示，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成为30多年来中共官方的治国方略，其恶果已经凸显出来，使得中国社会严重失衡、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
薄熙来落马前，“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模式，引发各界热议。高文谦指出，简单地说，这两种模式，就是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分好蛋糕的问题。“广东模式”仍是延续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强调做大蛋糕；而“重庆模式”则试图纠邓时代的偏，主张要把蛋糕分好，让老百姓得到一些实惠，缓解民怨。
高文谦对《大事件》解释，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三个要点：一是“唱红”，二是”打黑”，三是民生工程。谁都知道，“唱红”是唱不出生产力的，“打黑”的争议也很大，得到较多民众拥护的是民生工程。而这恰是胡温当政10年中没有做的事，“重庆模式”形成是向中央的挑战，让胡温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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