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亦可切割处理 和解与宽容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已经离华赴美，中共在处理陈光诚事件时，对待陈个人、山东地方政府以及美国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显示出中共在处理重大事件中注意将各种问题进行有效切割，展现了就事论事体现原则的思路。那么，中共是否也能拿出同样的思路去面对处理23年前的“六四”事件呢?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已经23年，至今在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极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事件。

　　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在23年之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旗帜鲜明地反对到淡化处理，甚至还传出了平反“六四”的只言片语。诚然，“六四”事件是一个历史悲剧，与其让悲剧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还不如放下意识形态的执着去正视这段历史。历史上的错误应以历史的前进去认识和处理，让时间去抚平民族的创伤，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所应该知道的，中共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回到当下，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必须建立在对人文关怀的基础上，这其中就应包括对政治异见分子的一种宽容。

　　纪念“六四” 大陆松动海外变质

　　继前年《李鹏六四日记》出版之后，1989年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近日也在境外出版一本《陈希同亲述》，提供了又一个“六四”事件的版本。从李鹏、陈希同的书里面可以得到两条相同的信息：首先，当年的镇压力度非同小可;其次，他们判断“六四”事件一定会平反。虽然，李鹏和陈希同都有为自己开脱的说辞，是真是假，无从判断，不过他们的回忆录，对于拼凑“六四”事件整幅图像有一定作用。

　　在中国大陆，继去年北京市公安部门曾与 “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后，在今年六四前夕，山东济南、贵州贵阳、福建福州等，都有民间人士公开举行悼念“六四”的活动。往年，中共当局对这类活动大力打压，今年未见当场采取行动。有人认为，这是反映中央对处理“六四”出现了松动。但据悉，各地公安部门也继续对一些敏感人士进行了监控或不许外出。“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被告知，6月3日和4日不能出门，不能接受媒体面访。

　　为纪念“六四”事件23周年，香港支联会5月27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在最高峰时间大约有1,300人参加，其中不乏年轻人。今年的游行主题为“毋忘六四传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挡”。在台湾，台湾陆委会也唿吁大陆当局展现决心、智慧与宽容，重新面对“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与启示。

　　此外，在海外也有不少“六四”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无辜生命的不幸逝去。鼓励中国政府释放所有那些因参与当年示威游行而仍在服刑的人;向公众提供有关那些被害、被羁押或仍然下落不明的人的完整论述;停止对示威游行参与者及其家庭的持续骚扰。并再次唿吁中国保护其所有公民的普世人权。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海外纪念“六四”活动有所变质。在巴黎人权广场“六四”23周年纪念会上，不仅有越来越多的藏人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而且，高举着、或者身上裹着雪山狮子旗的法国人越来越多。

　　正视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中共对“六四” 一直采取刻意淡化的态度。开始以“反革命暴乱”为由出兵镇压，后在“四二六”社论中定性为“动乱”，再到邓小平在对戒严部队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这场风波”形容，后续软化为“政治风波”并沿用至今。至于定性转变的理由，中共却语焉不详。能够理解中共在当时的考虑，一方面担心在党内徒增纷扰，另一方面为避免引起人们包括国际社会强烈反应，而当时中国仍处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状态，发展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治本之策。所以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将当时思想领域混乱不堪，动摇基本路线的态势都压制了下来。

　　但时过境迁，1989年后中国经济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快速增长，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到了能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回首再看“六四”的时候。而中共也已经为此做了20多年的准备。“六四”事件留在中共和民众心里的疙瘩并不是按住了，就等于解开了。在1989年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受到软禁期间曾提出平反“六四”事件。他指出，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早解决要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有许多评论人士也认为，“六四”事件是中国政府身上的沉重包袱，越推迟还原它的真相，越晚向事件中的死难者家人、向整个社会道歉，中国政府就越被动。

　　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所铸造的一切重大历史公案，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都是回避和掩盖不了的。像北爱尔兰的血腥星期天，南韩的光州事件，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南非的种族歧视……历史的规律和公正性就在于，或早或晚的总是要被公诸于世。而历史也总有这样一天，会抚平历史的血泪与创伤。

　　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曾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亦是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进一步说，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要避免“六四”事件再次发生，就需要以对社会、民族负责的态度面对历史。要相信，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更加冷静可观地看待过去。

　　事实上，中共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曾承认反右和文革的错误，也曾为1976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平反。可见，中共是勇于正视和承认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为什么对1989年的“六四”事件，23年后仍没有勇气解决这历史的伤痕呢?

　　陈光诚事件“切割”处理手段或可借鉴

　　有人指出，如今的中共并不是要维护“六四”，而是由于谈“六四”最大的风险是责任追究。如果要重新评估“六四”，甚至会引起对邓小平的怀疑和不满。事实上，对于这点无需多虑。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还能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思“文革”，并将毛泽东与“文革”切割，更何况是对“六四”与邓小平的切割。

　　除此之外，根据中共向来谨慎为上的做法，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在可控范围内才会去做。在考虑“六四”问题的时候，会有些现实顾虑。比如说，会不会因重新评估“六四”而造成骨牌效应;再比如，由谁来开这个头;甚至还会顾虑，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如何操作，毕竟“六四”事件牵扯太多，有太多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但在观察人士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中共一向惯于将其政治化的思维打破。这源于中共潜意识中，把政治逻辑、政治价值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导向指针和价值尺度。并发展到把政治观点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任何问题都提高到政治层面和斗争格局中来认识。也就导致了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手段的过激乃至粗暴，为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祸根。但从中共在陈光诚事件的处理上可见，中共已经摆脱了这种社会问题政治化的思维定式，开始对问题进行有效切割。回到“六四”问题上，只有真正打破这样的思维，才能切割历史包袱。

　　另外，从中共处理陈光诚事件上，亦可看到对陈本人的宽容。而要解开“六四”这个结，也离不开“宽容谅解”这四个字。宽容谅解，也就是政府要宽容，人民要谅解;对不同的见解要包容，对彼此的利益要尊重。中共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是“以人为本”。并且， 中共十七大也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和谐社会也离不开人文关怀。那么，这也应包括对政治异见分子的宽容。当然，这里说的是那些真正的政治异见人士，而不包括分裂分子。

　　在今年早些时候，“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随后吾尔开希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自首”，但都未得到回应。其实，当年流亡海外的一批学生领袖已由青葱的年轻人走向了中年，那么中共是否也可将他们“切割”对待呢?像李录早已离开政治语境，为人也极为低调，目前他可以随意在大陆进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那么，对有意向“回国”看看的王丹、吾尔开希是否也可为他们打开一扇门呢?让他们在监督下，进行纯私人活动，回到大陆走走看看。

　　邓小平的功过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不会有所改变，如果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历史，正好说明邓小平坚持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的成就之外，还让这一代人更能够宽容面对历史，以及他的过失。在稳中求变的治理思维下，能否有效切割处理“六四”问题，而不产生骨牌效应是对中共的考验，当然，还需更多的决心、智慧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