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4日，，身在美国的前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两年前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柴玲说，这种宽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坚信“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在今年早些时候，“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随后吾尔开希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自首”，但都未得到回应。在“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之际，当年流亡海外的一批学生领袖已由青葱的年轻人走向了中年。而这23年各自不同的遭遇也让他们在今天产生了“分化”。
如果抛去政治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六四事件”制造了一批异议知识分子，以作家、诗人、学者、律师和记者构成，散居海内外。很多人将其看做是是大陆知识分子分化的节点，被体制收买者开始依附于体制而噤声;继续持政治意见者则遭受了体制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这也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大陆的影响力。包括最为年轻的学运领袖。
这批学运领袖中，最为舆论关注的就是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和李录，而他们四人在今天的境遇，或许反映出“八九一代”在二十三年后不同的选择。
柴玲，“六四”期间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因一部《天安门》纪录片而受到特别关注。在六四离开中国后，赴美创办电脑公司 Jenzabar.Inc并担任总裁至今。在公众印象中，柴玲被形容称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让学生流血的女人。这种印象来源于她在1989 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飞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采访时，称其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并表示“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被外界解读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从而遭到广泛的批评。目前她已经加入基督教，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依然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在5月陈光诚离华赴美时她还亲赴机场进行迎接。
与柴玲不同，另外两位被认为是温和派的“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虽然继续在政治环境下不断发声，但是他们已经或多或少表现出希望回国的意愿，这背后甚至被外界认为隐藏着能借此与中共和解的想法。现为国立成功大学客座专家与已经客居台湾的吾尔开希在4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这份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的声明中，王丹等人公开唿吁，希望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为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民运流亡人士回国看看。声明最后表示，愿意本着公开、诚意的原则，就此问题与内地有关部门对话，讨论具体的解决问题办法。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的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我们回国看看”。
不过这份声明在目前看来并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而自认为思家心切的吾尔开希，在5月18日前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自首”，未得回应。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行自首，在他看来“我已经与父母家人未能见面长达二十三年，骨肉分离的痛苦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而学生领袖中，李录可能是别外界认为今天发展最好，与中共互相妥协最为成功的一位。作为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他早已脱离了政治语境，相较于柴、王和吾尔开希，李录目前极为低调。而他于“股神”巴菲特的关系被外界津津乐道，2010年，李甚至被指有机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之一，共同管理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目前他可以随意在大陆进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和李录四个当年一起经历“六四”的学生领袖，在23年后由于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生活境遇，各自的命运也进入了不同的轨道。而在政治观察人士看来，无论是柴玲的继续对中共保持敌意还是王、乌二人对中共若即若离，亦或者李录的妥协退让，都是其个人选择，无可厚非。
对于中共来说，对这三类分化后的学生领袖也给予了不同的待遇，对待柴玲不予理睬，任其在“六四”这个议题上不断发声。对待王丹、吾尔开希则是如果在他们真的放弃政治诉求等前提条件，可以给予其回国探亲等条件作为对等交换。而对于李录这一类则可以尽释前嫌。
在分析人士看来，一方面，中共为那些回归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权，虽然政治禁锢仍未松弛，但是中国社会已经爱是走向了多元化。海外民运认识要看到这些转变。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精英应该吸取六四的教训。尤其是柴玲等人，经历过“广场一夜”的他们应该懂得，不能继续热衷于说些脱离实际哗众取宠的空话大话，鼓动那些对抗性的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而是应该沉下心来，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针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去探索在中国应该和能够实施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如何去实施理想的政治体制，实施这样的体制可能会遭遇什么困难和风险，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中国是否承受得起，或者是否值得。
中共和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彼此都学会倾听、沟通和妥协，学会遵守规则，学会换位思考，尝试站在执政者和异见者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继续寄希望于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手段，也许就能“六四”问题的解决就将出现不一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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