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旺阳「被自杀」后，香港的传媒一直追访城中名人对这事的看法，其中反对派的反应都是意料中事，但保皇党的反应就可堪玩味。能成为保皇党，并且能成为镁光灯下的保皇党，必然是颠倒黑白的高手，但面对李旺阳的死，他们也一度手足无措。
正当香港传媒对保皇党穷追勐打的时候，民主党成员冯炜光却挺身而出，指传媒逼特首就李旺阳之死表态是有违民主精神。民主党常委要捍衞民主精神，不能不说是名正言顺，但文中的举例，却大有商榷余地。冯文中提出叁个例子以证明我们不应逼梁振英表态，第一个是说上海市长应否评论香港的塌楼事件，第二件是指日本驻华大使应否发表反对收购钓鱼台的言论，第叁指美国驻外使节应否就美国对外战争发表评论。笔者认为这叁个例子都不伦不类。
第一，这叁个例子都不约而同地和梁振英的情况不同，现在是港人认为梁要表态，上海的事例若要对比，应该是问上海人应否逼上海市长就香港塌楼事件表态，而不是问香港人会否不满上海市长就香港的事表态。上海人当然不会逼上海市长就香港塌楼表态，因为这和上海没有切身关系。即使上海现在有塌楼事件，我们也不会逼梁振英表态。塌楼和李旺阳事件的分别就是塌楼即使涉及罪行，但也绝不是一个政府行为，我们会指摘相关官员，但和政府的关系相对地小。但李旺阳的死却绝对是政府行为，而且是一个国策，而正是这个逼死李旺阳的政府钦点了梁振英当特首。我们要梁表态，就是要看梁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也同时警告梁振英，我们是不会容忍这种事的发生。现在敍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屠杀事件，我们也没有逼梁振英表态，因为敍利亚的事和我们真的全无关系。而共产党作为梁的主人，犯下如此严重的人道罪行，我们就要看梁是否有是非之心。
至于冯文的第二和第叁个例子，都涉及使节是否应该提出和国策相违背的事。驻外使节，都不是民选的，他们的权力来源并不是人民，而是政府，他们当然可以说出和国策违背的话，但也会受到可能的处分。一个有良知的使节，就应该在良知和使命之间作出选择。梁振英的权力当然也不是来自人民，但他和使节有一样不同，使节并不是管人的，而梁是掌管香港人命运的人。一个使节的良知，不会直接影响人民，但一个行政长官的良知，却会直接影响人民，即是我们，所以我们是绝对有权要求我们的特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并有权鄙视一个没有良知的特首。而逼梁表态，就是测试梁振英是否还有良心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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