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甲午：日本联合舰队多个指标占优

　　在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甲午战争，恐怕不过只是清政府近代史上遭受到

　　宗泽亚先生撰写的《清日战争》正是这样一本着作，凭借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作者为我们还原了那场战争的全貌。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军力对比

　　甲午战争是清政府按照干支纪年的方法对这场战争的命名，而日本则称其为“明治二十七年战役”，欧美则普遍称为“FirstSino- JapaneseWar”，依照国际惯例，这场战争还被称为“清日战争”。尽管命名不同，但战争背后的意味在各国眼中恐怕大致相同甲午战争就是新兴的日本为挑战东亚旧秩序而发起的一场战争。所以，甲午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个“地标”，而明治日本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正是这种崛起最直观的表现。

　　宗亚泽先生在《清日战争》中用数据来呈现这种变化。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改造旧藩阀的体制而建设“国家军队”，同时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打造陆海军。根据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已发展到6个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的规模，总人数超过12万人;在海军方面，明治20年后的5年内，日本全国各要塞装备了212门海防火炮，并花巨资购置了“吉野”号等数只大型战舰，使联合舰队的舰艇数量达到52艘，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

　　军力的快速提升，令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清日战争》对甲午战争前的两国军力做了详细对比：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他多个指标上占优。

　　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路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万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一个封建王朝对一个近代国家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无论是军队装备的差距，还是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更深层的是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认识差异。甲午战争，或者说清日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咸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

　　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清国军队中频频出现“叶志超狂奔500里”这样的诡异事件，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内便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

　　《清日战争》指出，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万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在1877年西南战争后，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同时，在君主立宪的原则下，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

　　《清日战争》记载道，“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特别是洗脑教育尽管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但在当时的确帮助日本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英勇好战的印象。

　　所以，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随着两国军人的直接接触，日本人对于“天朝上国”的最后一点心理恐惧也完全失去。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对于征服清国的信心也得到大大增强。清国军队成为日本军队和国民的笑柄，清国也就被日本人看作是一个腐朽败坏而即将倾圮的国家。

　　历史从“大陆观念”到今天的“中国崛起”

　　尽管书名是《清日战争》，但宗亚泽先生并没有将视角仅囿于战争本身，而是衍生到了与战争有关的社会、民生等各方面。战争的爆发，对统治者来说是胜败两者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但对普通民众来讲则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

　　在清国和朝鲜，大部分民众都对战争态度漠然，即使像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国家军事院校”中的学生，也同样对战争毫无兴趣。而普通民众则是承受了来自战争双方的双重伤害，清朝的人民不仅要面对来自敌国侵略者的入侵，还要面对本应为“保护者”的本国军队的骚扰，大量百姓在战争中无家可归乃至于被屠杀，这让本就生计艰难的百姓进一步坠入到战争深渊中。而对于战胜国日本来说，国内的底层民众事实上也未明显获益，战争之前就蔓延的经济矛盾已使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窘迫不已，而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日本劳动者遭受剥削的程度。

　　根据宗亚泽先生的统计，以纺织工人为例，当时织物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达到12至16小时，而劳动所得却极为低廉。1892年日本纺织女工的薪资水平仅为每月1.7日元。另外，战争的爆发还激发了日本国内娼妓业的繁荣，战前东京艺妓不满2000人，到战后则增加到2600人，1899年更是突破了 3000人。除去国内平民的生计困难，娼妓业繁荣带来的私生儿数量激增等社会问题外，战争还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物价动荡、战争遗族抚恤等现实矛盾。

　　尽管甲午战争后，日本从清国获得了大量赔款，国内部分社会问题随之得到缓和，但在战争中尝到的甜头，让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国内顺利地生根发芽，并开始从上层统治集团向下层普通民众蔓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阴云在此后半个世纪内都笼罩在东亚的上空。

　　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着作，《清日战争》并未停留在对资料和数据的堆砌上，它拥有着多重的叙事视角。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清日战争》的视角从战争本身，还衍生到了战场之外的民生、社会、科技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清日战争》在对甲午战争进行系统呈现的同时，对于发生与战争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旅顺虐杀事件”、“李鸿章马关行”、“金玉均之死”等重大历史事件用专章给予了详细的描述，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赋予这部作品的历史叙事以丰富的“景深”。于是，全书读来令人意趣盎然，毫无学术着作的枯燥感。

　　120年前，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国内知识分子开始泣血自问“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黄遵宪语)，也让日本人的“大陆观念”发生了实质颠覆。120年后，我们早已远离忍受列强欺凌的时代，而日本人在“中国崛起”已成事实的状况下，“大陆观念”开始经历又一次的转变。

　　然而，对于维系东亚的稳定来说，那段历史中依旧蕴藏着不可忽视的丰富遗产，这也正是这本《清日战争》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