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胡锦涛：开启中国权力制衡元年

　　胡锦涛执政中国10年即将走进历史，但至今他仍旧让外界捉摸不透。胡的低调内敛，看似毫无色彩的性格，循规蹈矩的言行等都成为难以解读他的障碍。他究竟是何种性情的领导人，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个十年前的“小媳妇”，十年后是否“熬成婆”？这些并不会随着他此后的“隐居” 让外界结束猜想。

　　在中国，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首的党政官媒，已经开始把诸如“黄金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的光环一个个地抛出来，十分隆重但又十分刻意地戴在胡锦涛的头上。中共这种每一位领导者退位都要重复的“歌功颂德”，民众已经厌烦，反而更会起到负面作用，让这些“退休”的领导人难以获得真正客观公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

　　多年来，胡锦涛在海外被描述为：在常委的集体领导中，虚与委蛇般身陷前任江泽民摆的“八卦阵”中；永远是一副“木讷”的表情；处事手法实而不华、拙而不精。其实，只要愿意静下心来，不再高屋建瓴而是透过民间去细细品读胡锦涛当政的这10年，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并不难发现。而他的所作所为亦很符合这一代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特点，不搞小聪明、不事喧哗、直身所系国与民也。称胡锦涛“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智若讷”不为过。

 

　　放眼整个华夏民族历史，胡锦涛应该是其中一名杰出的“士大夫”，是那些入仕的优秀文人精英的一员。长期以来，这个阶层是维护中国传统统治于不坠的坚定支柱，他们心怀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并没有丢弃。解读胡锦涛，如从他的士大夫身份着手，相信能窥究出在他性格之外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执政风格，又能相对清晰的辨明他对中国的功绩与自身的局限。

　　其实，相较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枪杆子出政权”的革命色彩，江泽民的“红色”后人自居，胡锦涛作为毫无背景一介茶商后嗣能登顶中国权力巅峰，已经显示出他卓尔不凡的政治才干。他虽然以士大夫的身份成功翻越“龙门”，但依附的仍然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棋盘中，依旧在豪门贵族集团和士大夫精英阶层相互制衡，互相利用的权力博弈中艰难发挥自己的抱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中展现出“两重性”的诸多特征，又自然局限着他只能兢兢业业成为“休养生息”的守成者，而很难在“开拓振兴”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

　　开启中国当代士大夫政治元年

　　“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华夏自古以来的治世传统，也是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它维系着中国的政权统治与文化传承。时至今日，从更宽广的历史来看，中国仍旧沿承着这种模式，只是过去的“君”已被一个专制的“党”所替代，但“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虽然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但其本质和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士大夫是指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的知识分子之统称，泛指那些入仕登朝的文化人。这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华夏民族至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王士共治”的局面。尤其是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到了宋代，由于皇权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共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范仲俺、文天祥等的一大批出仕的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更成为“士大夫”思想的最好体现。

　　当被国人称为“蛮夷”的西方列强汹汹东来之时，其“坚船利炮”打碎的不仅仅是天朝的壁垒，还有士大夫阶层心底深处赖以维系的理念。由此，转变观念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遂成为士大夫阶层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课题。随着晚清世风、士风的衍变，理学和今文经学的崛起，士大夫阶层担当国运，挽衰世颓波于一振，由洋务、维新走向革命，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那时候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亦都是具有相当理想与文化，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只是他们绝没料到自己归属的“团队”会最终开启一个新中国；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逐步展现出了越来越大的魄力与影响力……称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士大夫也可谓恰如其分。但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后，他们则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君王的代名词。

　　从历史维度上讲，“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必然会形成华夏民族政治金字塔顶端的两大集团：即对开国有不世之功的皇族与勋臣贵戚（所谓的“贵族”）集团；入仕的文人、知识分子主导形成的士大夫精英集团。宰相的出现，有致使王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成为了一种二元结构。在政治博弈中，这两大集团是互相压制，又互为补充与利用；他们的竞争时常是此消彼长，但又无法完全彻底压垮对方。中共执政后的中国，“士大夫”这个称谓一度销声匿迹，它被共产党人视为封建残余而被丢进历史，在反右运动中那些本有望承继士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被彻底痛击。但现实中，根本无法抹杀士大夫的存在土壤和他们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士大夫们又开始崭露头角，胡耀邦和赵紫阳经过中国近代历次革命与政治运动洗礼后开始步入政治前台。他们两位皆参与了中共建政前的“革命战争”，但并非属于中共建国主要缔造者的小圈子。他们以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民国时期汇入寻找救国救民与振兴民族的洪流之中，随后选择了马列主义思想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中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后很快展露出他们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他们敢于挑战开国元勋们，希望打破保守的专政勋戚集团独大的局面，并借助共青团等平台培养与提拔那些文化素质高的优秀知识分子，士大夫代表之一的总理温家宝就曾多次撰文回忆在胡耀邦身边的日子。此后，敢说敢做，奋不顾身的朱镕基横空出世，为无根无源的士大夫们打响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枪。尤其是略显木讷和沉稳的胡锦涛被邓小平等开国元勋们认为是“政治”上忠诚，能顾全大局、工作能力亦相当强，此后指定其为隔代接班人。

　　虽然“中顾委”的那些元勋遗老们在不自觉中扶持了胡锦涛等在内的知识分子出仕入朝，但他们对自己的“太子”们依旧偏爱有加。在中共政坛一直流传这么一个公开的默契，即那些建国前后发展起来的核心元勋家族，可保有一名子弟至少官至部级以上。江泽民本为一介士徒，可他更愿意把自己营造成一名红色元勋后戚，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红色后人们。他的双重身份被认为是“半君半士”的政治人物，很多传言称他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背后操刀者。由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豪门贵族”虽已不复存在，但代表者他的是一种“传统”，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期间，这种“传统”依旧与士大夫阶层互相牵制。

　　士大夫精英群体的兴起在政治统治上已经成为华夏民族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自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大夫”的官名，它的职责实际就是君主的顾问，明成祖朱棣更是创立专属的“内阁”让士大夫们在国之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日的中国，历经毛泽东、邓小平两朝开国元勋时代，又经历了“半君半士”的江泽民时期，士大夫们在中国政坛上几经沉落，终于在胡锦涛顺利接班后，这一精英群体大踏步登上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前台，胡的治世十年可谓真正开启了中国士大夫的政治元年。

　　“两重性”解读胡锦涛士大夫情怀

　　胡锦涛在手握中国最高权柄伊始，包括很多平民百姓在内的众多人士对他期望甚高。胡锦涛10年储君练就了极强的隐忍，权力最高层观察和学习10年，足以让他厚积薄发。甚至有不少人认定他会为中国带来一次“新革命”，彻底打破政坛传统勋戚独大的局面；也有持各类政治改革思维的人片面的认为他能够大力推动中国的政改，让政治更加开明、开发，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政治领袖风采。但胡锦涛十年任期届满，并没有给那些一厢情愿的人带来更为激动人心的“革命”。

　　胡锦涛执政10年，一如既往的展现出“平淡无味”的执政性格，人们至今都看不透他，也猜不透他——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明哲保身，抑或是看清了中国政治的现状只能如此低调沉敛。其实，作为毫无背景而能达中国权力顶峰的胡锦涛，已经相当成功。如果从士大夫的角度去解读，或许能理解他的执政风格，解读出他的政治智慧。

　　有不少研究士大夫的史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往往展现出“两重性”的特征，即政治抱负方面的“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处理政治关系方面的“道高于势”与“曲学阿世”，政治形象的“伏膺儒教”与“外宽内忌”。士大夫的政治行为也存在“两重性”特征，他们是追求知识文化和精神理性的文人，有爱批判、喜议论的倾向，但同时又坚持缄默、中庸的处世为官之道，正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士大夫要谨言慎行，沉默是金，甚至要“予欲无言”。

　　造成这种“两重性”特征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更有政治现实、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很多优秀思想成分，但是在专制帝制时代，士大夫只能依附于皇权的现实不仅难以发挥出优秀的思想成分，还要成为负面因素的粉饰品，这也是传统文化为今天的人们所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历史就有不少闻名于世的士大夫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如曾国藩早年健谈高调，“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但宦海沉浮后，他逐渐变得缄默、中庸和谦退。曾国藩甚至主张去除“长傲、多言”的习气，认为“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再如东汉胡广号称“天下中庸”，对朝政中的争论，他都左右逢源，从不发表过激的看法。唐代苏味道更是公开宣称：“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摸棱持两端可也”。

　　士大夫们政治行为的“批判、高调”与“缄默、中庸”在胡锦涛这一代士大夫身上也不能免俗，一是文化传统惯性与政治现实的使然，更是士大夫本身所具有的如此之多的矛盾和不和谐；特别是在遭遇政治环境复杂的现实中只能选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保守策略（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曾多次提及上述三个连贯成语）。当了解到士大夫的这种通性再来解读胡锦涛的执政特色或许就比较清晰了，正可以借用宋代黄庭坚在《赠送张叔和》一诗中，将从政处世之道总结为“忍、默、平、直”四字。这四个字几乎毫无色彩，但正说明士大夫时常所扮演的“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胡锦涛的“忍、默、平、直”并不是说他平庸无为，更可能是他看清了政治的现实，以及士大夫的历史两重性，自我的局限性之后而选择了这样一种低调务实的政治保护色，在保护色下悄然展开了一场场看似“平民革命”的改革。胡锦涛借用科学发展对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诸多大政方略与产生的糟粕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修正”。他任内更关注农民问题，每年的1号文件都指向三农，更是在2006年起废止了农业税。此后的民生问题成为他施政的另一着力点，他更注重公平、公正，主张“以人为本”，不断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这些带有士大夫政治特色的“休养生息”政策，为不计成本只谋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缓冲。

　　胡锦涛任内的这些作为不可谓不重大，放眼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又有几个国家能在短短10年间推行如此之多事关全民福祉的重大改革方略，这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殚精竭虑推出医疗改革后仍处处受制肘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但胡锦涛的这些“政绩”多是在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的“忍、默、平、直”之中进行，在默然地实现着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理想，他在中共建党90周年中所讲的“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更加印证了他的士大夫情怀。

　　但士大夫自相矛盾的特征，也让胡锦涛感在政治现实中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性格，或是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性格，而他的很多言行也表现出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在政治改革上固步不前，在治党与反腐中多闻雷声，在贫富差距上难以遏制，在言论管控中不能收放自如、在群体性事件中鲜有作为……这些核心的弊端在胡任期内都难以真正触及，似乎印证着士大夫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魄力，这也是外界对所期望的胡锦涛产生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那些勋臣贵戚，士大夫的自身局限的确让他们缺乏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譬如薄熙来，他身上就透着一股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出现在这些勋戚身上并不意外，毕竟天下是他们老子打下的，他们更有底气去维护和改变“自己”的天下，即使失败顶多是权爵被销，富贵照享。即将接任中共掌门的习近平亦开始透着一股强势甚至霸气，他们没有士大夫的那些后顾之忧，更有一种开拓振兴的雄心，这与休养生息是截然相对的。或许在习近平任内，中国能看到更多激动的局面，他也更有机会去开创一个时代。

　　虽然作为士大夫的胡锦涛要再次把最高权柄交替给勋臣贵戚子弟，但他在十年任内的功绩不能抹杀，他为中国下一个可能到来的时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为士大夫更多参与到权力顶层政治开山噼石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现在的中国，士大夫精英群体已然兴起，他们对权力的制衡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的高层政治很可能呈现出“你方唱罢我方来”的均衡格局。当历史再次翻阅胡锦涛时，就会发现他今天的毫无色彩，其实就是最鲜明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