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对持续不下的危机束手无策，而相比之下的中国却仿佛没有偏离近二十年从成功走向成功的轨道，中国手中握有王牌，主要可能是握有如何避免先进经济体的弊病办法使之信心十足。但如今中国可能面临一个充满不定数的阶段，首先是整个大环境糟糕。人们已经习惯中国国民总产值以两位数的百分点的速度腾飞，但是二零一二年却要回落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品出口与往年相比将会减半，就此经济学家米斯特拉尔发表在回声报的文章围绕“中国的不确定因素”展开。
人们在二零零九年曾经目睹中国如何依赖国际贸易，那一年的国际贸易停滞不前，美国和欧洲的订单锐减，又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推出大规模重振经济计划，眼下的冲击相对小，但问题并非因此而轻而易举。
实际上，从中长期的轨迹看起来，中国几年以来已经就改变经济增长方向的必要性达成相当广泛的共识，被认为是中国走向建立在服务领域的发展基础之上，并且考虑到环保目标，内需起积极作用的模式的转折点。这种重大变化在中国不颁布相关的政令，问题是西方世界的危机导致中国的这一雄心壮志脱轨，而为避免“引进西方经济危机”干扰中国，中国开始拿出久经考验的传统工具，也就是大量投资并且重操“中央计划经济”的办法。
重操“中央计划经济”的效果则各处可见：国家企业，地方和国家大银行向高速铁路线、高速公路以及房地产等项目投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着手十年的改革运动开始倒退，人们曾期待扩大市场的作用，并逐渐重视私营领域。改革运动受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方向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一挑战在政治环境中也一样存在。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米斯特拉尔继续写道，中国实际上处于一个重大的政治变化关头，召开在即的中共十八大上将更换中国党政领导人，这一筹备已久的过渡，哪怕有关筹备完全处于保密之中，仍然凸现了经常被低估的变化规模：中国政治生活发生变化，拥有七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内部的权势、派系激烈斗争，经济利益与地方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相互的撞击。
外部从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看到的只是某些支离破碎的细节，今年年初中国政坛上倒台的“红色太子”薄熙来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对新生的中国政治生活如何组成，政治学家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面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决定性的选择不可能永远一拖再拖下去，而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党代会很快让人脑海里只剩下新上任的党政领导人，到那时，中国经济新经验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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