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 后果肯定很糟糕

 

  　评论解读微博在大陆影响甚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以〈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为题演讲，指出微博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

　　微博上传播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传播意识形态，大多数东西都不像物理学《牛顿定律》那么准确，可以当成真理性东西，而是带有价值观，本身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微博上一旦争论，基本都是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我本来以为「方韩论战」(方舟子与韩寒论战)是简单的真假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论。

　　意识形态争论

　　意识形态争论有其特点。首先是非强制性的，我和你辩论，你不听我的，我对你没办法。意识形态和经济一样，你卖东西，我到最后不买了，不能说「不买就揍你」，买不买是自己的事。这是竞争、交换，是非强制性的。

     微博特别不容易形成权威，谁都可能是「红卫兵」。图为游客在上海一家老相机博物馆前，拍摄手持上海制海鸥4a相机的文革时期女红卫兵塑像。

　　其次，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又不一样。经济竞争中，我和你共同做生意，如果我亏本，我是知道的，输赢清楚。意识形态竞争的输赢是不清楚的，输赢不确定性，没办法定义输赢。

　　第叁，意识形态天生是多样性的。文革中都谈论毛泽东，但是分成那么多派别，对毛泽东的不同解读只有一点点的差别，但到最后导致组织形式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解读，它是多样性的。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什么是强制性权力?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强制性权力的逻辑是「你不听，我揍你」。

　　强制性不完全来自国家，还可以来自半强制性权力，教会和学校就是半强制权力。

　　意识形态的这些性质，对权威关系有很大的损害。只有在主流价值观强大的情况下，微博平台才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完全的个人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微博中就不可能形成主流声音。但，微博在好多问题上形成主流意见了。

　　超民主手段

　　从性质看，微博是最彻底的非程序性超民主手段。为什么是最彻底?只要识字，微博短短几个字，寥寥几笔，谁都能写，写得好坏都无所谓。为什么是非程序性?没有什么程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为什么叫超民主手段?因为它不是「一人一票」，可以买粉丝，比如2元1000粉等等，看起来很民主，但如果你有权力、技术和钱，马上可以买很多批。说老实话，微博中声音虽大，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可能是穿着马甲的水军。

　　超民主手段容易形成以下叁点：第一，一人可以多票，形成虚假舆论;第二，微博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界线不太清晰，比如我今天和你聊天，聊完之后发现你不怎么样，说这是什么混帐东西，很恨你，但做为朋友，必须客气;第叁，形成互不认识的近邻关系，微博中有很多名字，各式各样的人，有的真有的假，其实大家互相不认识，今天与你关系很好，明天就可能跟你翻脸。

　　从微博本身的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就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约束，人的关系、礼仪、文明，都可以不讲;另一方面，特别容易被来自网路公司、金钱和行政权威的操纵。

　　微博特别不容易形成权威，我骂你就骂你了。在微博上，有些人类似文革时候的红卫兵，想打谁就打谁，见「伟人」就下跪，微博上的「伟人」可以是网路公司，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权力，我们都不知道。在微博中，谁都可能是「红卫兵」，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

　　微博无法建构主流价值观

　　现在很多人都想建立主流价值观，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特徵，以为出名就能炒大，以为一个理论好，就能炒大，事实上，一流社会学家和十流社会学家，在老百姓眼里是一模一样的，没好坏之分。

　　主流价值观的构建与社会结构现状密切相关。社会结构现状和微博性质所导致的国人心理素质和大众心态，将决定微博对中国政治空间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方向。

　　当前中国社会有五方面的特点：第一，由政府主导构建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式微。

　　第二，儒学式微。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中国这两年富了，但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思想，说老实话，真没有。

　　第叁，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中国在搞人文教育，搞核心课程，但只是一个大杂烩。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大学失去了讲堂的意义，也不能对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中国高校在骨子里是个技校，都不是大学。

　　第四，主流媒体。中国媒体在好多领域比美国还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受到限制。比如针对方韩事件，主流媒体形成共识，可以报导，但不要过度炒作，这件事情要沉淀下来，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市场化条件下，媒体可以自己决定，这就导致主流媒体在若干领域不能建构共同舆论。

　　第五，中国缺乏长期的常识建设。常识的得来一是靠教育，一是靠辩论。中国很多人缺乏对话，对基本东西的判断不成熟。对话意味至少能知道别人的思想，也就能容忍他人，知道自己思想的局限性，而中国人往往性格比较偏执，不是说不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偏执的人在中国社会起了一个正面作用，但这种性格人到美国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这就导致国人在个人利益上经常鸣不平，而在大是大非上就非常天真，甚至经常缺乏塬则。

　　这五大问题也意味着任何主流价值观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演绎到极致，但背后如果有一种强力加以控制的话，特别容易和微博舆论朝一个方向走。

　　在缺乏主流价值观体制下的微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缺乏学习能力，一旦产生社会问题或动盪，后果肯定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