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位在体制内批评体制的人

     《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导，2010年，当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的官方反应充满了愤怒和轻蔑，他们删除了网路上的相关报导，并指责该奖项是一种“亵渎”，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已被操弄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旨在侮辱与破坏中共的执政。

　　中国政府对还对颁发诺贝尔奖的挪威进行报复，他们拒绝发给来访的挪威政要签证，还恶意拖延挪威叁文鱼的装船时间，最终导致鱼在到达目的地前便已腐烂变质。

　　今年10月11日，又有一位中国公民获奖，这次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纽约时报》提到，此次中国的反应与两年前大相迳庭，他们举国欢庆，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断了黄金时段的新闻播出，以号外的方式来插播这条突发新闻;另一家依附在党底下的《环球时报》，特别开设专区为此事进行报导;而《人民日报》评论莫言的得奖“是一种慰藉，也是肯定，更是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新起点”。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人会把这次的得奖视为一种先进指标，先前刘晓波所造成的矛盾情结将灰飞烟灭。事实上，《纽约时报》点出，长久以来中国人就饱受困扰，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文化成就远逊于经济成就，至少西方世界是如此以为。摇摆的不定的诺贝尔文学奖

　　把文学奖奖颁给莫言，也是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的改变，瑞典学院的成员每年遴选出文学奖的得主。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通常颁发给苏联或东欧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雅罗斯拉夫‧塞弗特(Jaroslav Seifert)等。莫言之前有两位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2000年获文学奖的高行健和2010年获和平奖的刘晓波，同样地，他们都是异议人士。

　　历史上，瑞典文学院几乎从未把奖项颁给共产主义政府所认可的作家或学者，莫言毫无疑问是个例外。加拿大出版的《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10月12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让莫言获奖已使诺贝尔奖和瑞典学院变质，诺贝尔文学奖向来赞颂卓越的文学，然而现在却成为了政治工具。

　　该篇报导指出，瑞典学院的成员显然是对强大起来的中国低头。12年前他们将这份荣耀献给流亡在外的异议人士高行健，含蓄地批评了中国恶名昭彰的人权纪录，可是现在，他们却将此殊荣颁给了与政府亲近的莫言。这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人权从未获得改善，甚至变得更糟，因为他们还囚禁了一位和平奖得主，如此一来，诺贝尔奖怎能站得住脚?

　　《环球邮报》指出，这并非是诺贝尔奖第一次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1958年，该奖颁给了苏联的伯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并刻意强调艺术创作者在苏联的困境，当然，此举引起了苏联当局的勃然大怒，他们甚至逼迫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　弔诡的是，七年后，苏联的政治情况几乎没有改善，他们却选择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作为得奖者。肖洛霍夫曾连任多届苏共中央委员，也当过苏联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书记。在那之后，他们再度将文学奖颁给了苏联时期最着名的异议人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认可他与政府抗争的勇气。

　　在中国，又出现了相似的争议。瑞典学院的标准模煳，他们可以尝试只依据文学价值来评断作品，不考虑外在因素，又或者坚持站在鼓励异议人士的立场，无论如何，摇摆不明的态度，将使得文学奖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他比较像是一位在体制内批评体制的人”

　　对此，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试着揉合两种立场。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中提到：“我们不认为文学不带有政治性，也并不是说今年的获奖者(莫言)创作的不是政治文学。当你翻阅他每一本书，你会发现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强烈批评，然而，他不是一位政治异议份子，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位在体制内批评体制的人。”

　　《环球邮报》也认同莫言是“体制内批评体制的人”这种看法。它的文章提到，“莫言”的意思是“不要说话”，而莫言一直奉行这个塬则。书中他以幽默和淫秽的写法来掩饰他的批判，与异议人士不同的是，莫言选择在书本文字中进行他的抗争，而不是公开场合。

　　因此，莫言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来持续写作、持续地居住在中国。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也曾经参与过一些政治宣传活动，像是手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环球邮报》认为，这些被异议人士抨击之事，都是莫言与政府保持“微妙平衡”不得不采取的手段。

　　从《纽约时报》的报导中，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言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中来得知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位。莫言说：“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唿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显然莫言抉择了第二条道路。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中国文学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莫言那一代作家，自幼历经了文革，他们会脱离共产党的路线，以不一样的眼光来检视中国农村社会。

　　中国的现实主义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社会主义的发声筒，因此充斥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讯息，但莫言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描写社会主义下的超级英雄，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里都是一些真实人物，同时，他也将中国农村描述为一片“有许多奇妙事情的神奇土地，彷彿从神话和童话故事中孕育而出。”西方国家不再敌视中国

　　中国官方英文报纸《环球时报》10月12日以“异议人士破坏美好的莫言时刻”为题发表文章，称莫言在一夕间成了中国的新民族英雄，但抨击他的也是中国人，如魏京生、余杰和艾未未等。他们批评莫言是“体制内”的人，而且与政府太过于亲近。《环球时报》认为这些异议份子相信只有跟他们有同样立场的人才配得如此荣耀。

　　《环球时报》认为，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证明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已在萎缩。随着国家持续成长与进步，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国家已不若以往敌视，而同样地，西方国家也不再敌视中国，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

　　《环球时报》赞扬莫言是土生土长中国作家的典范，他以中国社会为本，对当中许多邪恶提出批评，但他不会做得太过火。其他跟莫言一样温和的知识份子，是推动中国改革和前进的重要动力，而且他们也不在意西方世界怎么看待。相反地，异议人士通常太过注重外界的看法，他们拒绝接受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偏好非黑即白的判断方式。《新华社》认为，如果有越来越多像莫言一样的作家，那这世界将会更了解中国，或许这就是瑞典学院选择莫言塬因。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长春，10月11日 致信中国作协，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祝贺莫言得奖。贺信说，：“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据《华盛顿邮报》10月12日报导，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也大力称赞了莫言。她认为莫言是一个“幽默”的人，而且有足够的“机智”来避免可能受到的迫害。龙应台希望，莫言的得奖能帮助中国开放心胸，并以文学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贡献。莫言公开希望让刘晓波获得自由

　　《环球时报》认为，中国欢迎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与反对两年前刘晓波拿诺贝尔和平奖两者并不矛盾。然而，莫言10月12日在山东老家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早地获得自由”。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艾未未批评莫言总是“站在权力的一方”，而莫言反驳说，他的书曾使他“暴露在巨大危险”下。

　　《中国实时报》的(China Real Time Report)报导说，在莫言表示希望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之后，艾未未似乎对此稍感满意。他说：“我欢迎莫言回到与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上，如果能有这一类的勇气，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实时报》引述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林伟.先生(Nicholas Bequelin)的话说，莫言公开提出关心刘晓波的自由令人惊讶。他塬先以为莫言不会有如此直率的表达。不过林伟和艾未未都觉得，即使莫言愿意关注刘晓波的处境，仍不会影响他被囚禁的现况。

　　林伟说：“莫言对刘晓波的看法的确会将政府推向一个困境，因为这看起来并不太好，不过我不认为政府会因此对刘晓波的态度产生改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能从这位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获取的利益太多太多了，这只是他们相对必须付出的一点点小小代价。”

　　贺卫方博客恭喜莫言得奖

　　英国广播公司通过观察微薄用户的反映发现，大部分微薄用户恭喜莫言得奖。不过，也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尽管莫言手抄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仍认为莫言得奖是实至名归，值得祝贺。

　　上海专栏作家赵楚(Zhao Chu)说：“两年前，有个中国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大家被要求表现出愤怒和唾弃的样子，如果不这么做，那就是西方的奴隶和叛徒;两年后另一名中国人得奖了，我们必须高声说，这是一件极好的事，如果不这么做，又会被贴上西方奴隶和叛徒的标籤。”民间出版人贺雄飞(He Xiongfei)唿吁取消莫言的奖项。他说：“莫言得奖将成为诺贝尔历史上的污点，而且可能是诺贝尔委员们的阴谋，他们想看中国政府出糗。”

　　海外流亡作家余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担心中国官方会以莫言的得奖来掀起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藉此平息一些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自由民主向来是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所致力实现的。

　　中国政府的两难

　　《洛杉矶时报》10月12日的报导说，中国官方电视台以“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来赞颂莫言，事实上这并不公允。早在2000年，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就曾得奖，但他被北京谴责为反中国份子，所以十几年来一直被忽略。中国一向希望能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但诺贝尔奖似乎故意跟中国作对一样，只愿意颁给异议份子和流亡者，无论是达赖喇嘛或刘晓波，都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快。

　　《中国数字时代》负责人萧强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一小时台节目访问时，分享了一个网路上流传的笑话：“谁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能说，因为高行健是异议人士。谁是中国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能说，因为刘晓波也是异议人士。谁是中国第叁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是不能说，因为他就是莫言。”

　　这也如同《中国实时报》所观察到的，北京政府的难题在于，他们鼓励庆祝莫言在诺贝尔上的胜利，但一方面也要设法减少针对刘晓波的讨论，方法之一就是严格的言论控管。有微博使用者表示，他们试图张贴莫言声援刘晓波的文章，但无法通过网路审查，很快就被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