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官民媒三方乱“战”落伍者输

　　山西苯胺泄漏瞒报5天，代省长李小鹏疾唿“内疚”;中共最高党报痛批民政部采访难，15次努力无果而终;河南兰考火灾，造成7名弃婴死亡，政府推卸责任惹众怒;南周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令转载《环球时报》文章“以正视听”引起媒体极大反弹……2013年才刚刚开始10天，官方、民众、媒体的三方乱战就不断登场。

　　回首往昔，在十八大召开前的2010年至2011年，社会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均有所增加，数据显示，因维权引发的恶性事件仍占80%以上。2012年，由于发生薄王事件以及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所以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政坛。到了2013年，仅仅开年10天，连续出现了多起政府、民众、媒体的三方“对撞”事件。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骚乱的频发，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官民之间，民与民之间也有。而当下，已经不再是涉及经济利益的社会问题。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然是社会问题，自然都与政府直接相关。但在这个时候，媒体与民众已经较快的融合，民众很懂得如何利用媒体满足诉求，媒体也很懂得如何抓住要点迎合民众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只有官方还不得要领，还停留在希望媒体听指挥一贯立场上，此举反导致了与媒体、民众的激烈对抗。《中国青年报》说“与媒体良性互动应是执政共识”，别看言微，值得当政者仔细思考。

　　李小鹏“很受伤”

　　新年第一天，山西省政府就在中铁隧道集团南吕梁山隧道爆炸瞒报事故的洞口召开现场办公会，李小鹏以“三个决不”示决心。但话音落下未到一周，长治苯胺泄漏污染迟报事故和阳煤集团瓦斯爆炸事故便又相继发生。《人民日报》9日发评论《山西近期连发五起事故 查处不是重点》写道，企业负责人责任意识淡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投机心态昭然若揭，但“公布事故真相、查处责任人不是终点，把对责任的敬畏内化于思想、外化于制度才是正道。”

　　同样不希望此事就这样走向终点的，还包括以民间舆论场为主阵地的网络民意。虽然各路媒体均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事实陈述，比如在李小鹏“从负做起”的表态，“短短几天5起事故”的慨叹等，此外并无对李小鹏其人未来仕途的过多解读，但还是未能阻挡住普通民众的多样化讨论。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 刘桂明9日在其官方认证微博中引用最高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建言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微博认证身份为团中央直属报刊社记者@段长青则直接回应道，“面对山西长治苯胺泄漏迟报，是不是失职渎职”?

　　而在山西官方给出说法前，令民众最为愤慨的是“瞒报”，这也是安全事故中官与民长久以来的激化点。虽然有媒体披露，隧道事故发生当日，当地政府部门就已经介入，但却未能给民众一个公开的说明。如此蹊跷和敷衍塞责之举，最初是由网民在微博中依靠转发消息来广而告之的。随后，网络媒体纷纷发出各种质疑和追问。《人民日报》在改版后的第一天于头版位置刊发批评文章——《追问南吕梁山隧道事故瞒报》，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微博平台的曝光，没有以党报牵头的媒体的监督，这起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会否进入公众视野，是否早已被相关人员成功暗箱操作。

　　《人民日报》被拒15次

　　同样一起在官与媒之间产生巨大矛盾的事件，即兰考县发生的致使7名幼童惨死的火灾。

　　虽然此事件并不存在瞒报情况，但官方从刚开始的推责，到后来的大逆转，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新华社作为官方通讯社的追问，《人民日报》代表中央最高意旨的倒逼，市场化媒体的持续跟进和造势，甚至于微博平台上民间声音的奔走相告等，都是推动民政部正视火灾背后症结的力量所在。

　　《新华社三问兰考大火：6名芝麻官岂能担全责》，这是6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后高悬于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早些时候，该社也一直站在袁厉害一边，接连发出“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兰考政府欠袁厉害一句‘感谢’”、“兰考火灾事故通报的文风怪诞”等斥责为官者。此外，该社记者还不甘心，将矛头直指始终没有出过声的兰考“主官”——县委书记、县长，兰考大火，你们怎么看?

　　如果说追问、倒逼、反诘、造势都不过是作为第四权力媒体职责范围内的事宜，本也无可厚非。但将官与媒矛盾彻底激化的燃点，却是《人民日报》连续十五次致电民政部提出采访要求，最终无果而终的既定事实。中央要求转作风，面对媒体正当的采访要求，《人民日报》发出诘问：“有关部门”给个答复为啥这么难?新疆都市消费晨报通过官微在转引此消息时，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不满：兰考七个孤儿活活烧死，民政部连人民日报要求采访，15个电话都不接，如果是升斗小民求助问事，其骄横傲慢可想而知了!不回应质疑，不搭理媒体，对百姓漠然!民政民政，名字就是民字当头，人民的生命你们都不管，请问老爷您到底干什么吃的?

　　南方系子报《南方都市报》直言“政府欠账太多，而这样的欠账又显然非兰考一地为然”的结论，并直接向政府喊话——“在唿吁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奉献爱心之前，请政府部门先展示自己的责任。”山东畅销报纸《齐鲁晚报》观点鲜明列出“兰考民政部门试图撇清责任”、“追问：非法收养为何持续20年”、“ ‘爱心妈妈’被警方控制”、“质疑：救助失位是不是懒政”等要点。除此之外，还有《新京报》连续两篇被各大门户网站青睐的社论《不要急着指责袁厉害“非法收养”》和《兰考官员承认对民间收养监管不力》，以及《钱江晚报》对兰考民政局“不作为”的批驳。

　　以上都是媒体对相关部门的指摘，实属意料之中。但针对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将15次被拒的详细经过通过纸媒和官微公布于众的做法，着实是一大突变和难得之举。但在微博平台上的讨论，却鲜有对其改版新风给予称赞的，反而是借机调侃、宣泄不满者尤多。中央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史林杰声言“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在这里看不到落实的迹象”;@策划人费莫质问“人民日报的采访，民政部都拒，况百姓乎?”@叙_EV怒斥“讨个说法就这么难?不谋其政就不要在其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针对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夹击，兰考官员以“7名孤儿生命能换救助体系完善，值了”做了回应，旋即又引起了一阵波澜和骂潮。

　　事实上，答复难不独发生在兰考民政部，拒绝接受媒体正当采访，甚至对记者大打出手者早已屡见不鲜。当官员喊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时，官方、媒体、人民的矛盾已然被曝于广场中央，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监督功能也随之被肢解。

　　而其中最为弱势的普罗大众，除了对官方信任度急剧下降，也只能期待并竭力唿吁一份撇除过多政治渗透、敢说真话的报纸。

　　胡锡进甘当看门狗?

　　在最近的南周风波中被推至风口浪尖的南方系子报《南方周末》，曾被视作中国现存开自由、民主先河的少有自留地，也曾被左派人士冠之以“汉奸媒体”、卖国贼的帽子，却因“新年献词”与官方公开叫板，唿吁本该有的新闻自由，抵制本不该有的新闻审查。而在此事件中，同样进入舆论漩涡的，还有带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自南周事件爆发伊始至今，“环球时报”接连位列各大热门搜索榜单前茅。缘由在于，在南周事件最热潮之际，该报陆续发表了两篇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和《南方周末“致读者”令人深思》。尤其是后一篇，被曝曾得到中宣部授意，强力要求全国各大报刊、门户网站转载刊发。也因此，已被收归北京的《新京报》编辑部一度发生了激烈冲突。

　　在南周事件中，《环球时报》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但也因其社评中竭力为官方开脱的表态，很快地近乎成了全民公敌。类似坚决抵制购买环球时报以及坚决不购买在环球上登广告的公司的一切产品的倡议，在8日至9日集中爆发，甚至有人将该报此前发表的一篇题为《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文章的截图发掘了出来，并以“看门狗”来调侃谐谑。多维老博主牛泪近日亦发文，痛斥胡锡进将远在美国的陈光诚生拉硬拽到南周风波中来的做法，并力透纸背地发出质问——“和流氓文痞有何不同?”

　　针对如潮攻击，胡锡进自证清白“对几百万读者负责”，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新闻服务，对他们说真话实话;该报记者王文通过@王文评论骄傲地称“全中国的媒体中，只有环球时报用纸质记载了每段重大真实历史”;微博大V@染香则将抵制环球时报之举贬为“很幼稚又很可笑的行动”;中国名博常务理事@曹凡则 “用我自己微弱的声音支持公正的《环球时报》”。

　　与《环球时报》站在同一阵营里的，还包括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后者在9日发文直言“中国不需要打着客观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并表示一些媒体受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蛊惑，为赚廉价掌声抛弃职业底线，自降格调，甚心甘情愿被人当枪使。这是撇开了官与民，媒体间公然的较量和对抗。

　　针对2013年开年以来官、媒、民对立事件频发的局面，作家@慕容雪村9日在其官方认证微博上呈明了看法，认为“我不服”的时代正式开始。“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已经作出了表率，而环球时报是另一种表率。几十年来，党宣与媒体屡有摩擦，表面上总还算是相安无事，这次的事件或许可以改善媒体生态，但更重要的是将对抗公开化。‘做一个不肯驯服的人’已经成为潮流，而这是抗争的第一步。”而胡锡进最新微博发布了9日社评《探讨新闻自由，重现中国新闻实景》，只是将官方与媒体的关系视作“相互催生，也相互消化”，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不可缺席的人民。是无意遗漏，还是刻意回避，个中缘由，恐怕只有胡本人心知肚明罢。

　　考虑到语境，以上所说的“我不服”的时代，自然是一个人人公开地表达自己观点、意见的时代。放大来看，这样的时代，好比是大辩论时代的前奏和预演。也即，人人手里握有麦克风，官方主动搭起平台，观点的自由市场应运而生。而媒体在其中获得更多报道自由空间外，也需要花更大气力监督官方所搭平台会否名存实亡、老百姓手里的麦克风能否发出声音，而不是纠结于谁是看门狗，谁是卖国贼。惟其如此，久积成顽疾的官、民、媒的对立才能有所纾解，类似“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官员雷语、南周风波、为撇清干系不惜谎报瞒报事故实情的恶性事件才能最少化。诚如中共团报10日所言，“与媒体良性互动应是执政共识”，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有喇叭”的时代，还以“大喇叭年代”的思维来应对的话，会使得摩擦增多、矛盾加剧。媒体并非心怀恶意的捣乱者，而是执政者与公众交流、沟通、互动的有力平台。说到底，怎样对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关系到怎样对待公众。善待媒体，是现代治理的应有之义，不仅关乎执政能力建设，更关乎执政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