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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任伊始,大谈反腐和改革,中共党政部门,会由此迈向清廉吗?
春节将临。一年前的此时,商家正在炒作龙年大吉,谁曾想,刚到元宵节,就发生了时任重庆副市长的王立军投奔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重大事件。
薄熙来案已移交司法部门,很快就会开庭。值得注意的是对薄的腐败指控语焉不详;相关的王立军、谷开来,因为是以杀人案起诉,官方也没有很惊人的贪腐数字。眼看一些省市地县级别官员,动辄十几套、几十套的房地产倒买倒卖,比较起来,对王立军和薄熙来等人的贪腐指控,相当不合比例。
如果说薄熙来案的关键在于严重违纪,则实质问题应该远甚于包庇下属和家人。例如,去年二月初王立军改任副市长,属于直辖市级别的公安局长更动,薄熙来是否如网络所传,没有按规定向公安部报批?更出格的是,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重庆方面曾派重兵追到成都,当时有很多“打酱油的”目击者可以作证。
各省市一把手如果都这样自行其是,那离天下大乱也就不远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之一,就是指责北京市委已变成“独立王国”。因此,虽然都是党内公开出现不同声音,但薄熙来引发的震荡,与“六四”前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而下台并遭软禁,有重大不同。
维稳
审判薄熙来,象征的并非转折,而是连续性。事实上,薄熙来执掌重庆大权时,从未挑战过维稳思维,所以才会发生在网络上讽刺他的青年遭遇牢狱之灾的丑剧,也才会有王立军威胁要法办媒体的事情。薄熙来下台,也并没有对维稳体制造成冲击。
前些日子,新任公安部长已经强调要继续加强维稳和法治。将维稳和法治这两个互相冲突的观念搅在一起,是实践中政与法不分、维稳永远高于法条的根源,也是薄熙来式官员,在地方上营造独立王国的有力借口。
更重要的,维稳已经成为政府官员把持权力劫掠社会财富时,最方便有效的工具,可以随手拿来处理种种经济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每当维稳的借口与法治要求有抵触时,几乎毫无例外,法治要向维稳让步。这种体制下,一般公民怎么能有效保护自己权益,政府又怎么可能有效防止官员腐败弄权?
模式
审判薄熙来,象征的并非转折,而是连续性。
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号称自创发展模式,但重点始终在基建开发等好大喜功的大项目。即使是高调宣传的公租房,也并不能保证低收入市民有权长期租用,变成政府在短期内变相补助开发商。而且,以公租房吸引富士康等大公司设厂时,并没有相应措施保障工人在公司里的职位,等于是政府补贴制造业,而不是首先保证工人及其家庭的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
薄熙来在重庆的经济政策,是用肤浅且临时的社会福利措施,掩盖他重资本轻劳动的实质方向。加上他的政治独裁作风,正好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在历史实践上最糟糕的成分。因此,薄案在权争之外的路线斗争因素,最多也只是代表了一种资本领先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左翼传统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干。
简单说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资源分配模式所造成的。在这种模式下,能够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的人,不但控制了改革所取的具体形式和政策,而且借机获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
近年来,资源分配的控制,更多发生在金融地产领域,内部私相授受私相交易,成为主要方式。薄熙来在重庆的财政资金运作,就曾受益于这种内部关系;据彭博社报道,八大家族三代人,也都无一例外。
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国有”和私有的对立,都变成服务于这些精英家族的利器,已经无法反映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要看看石油水电建筑煤炭等各个关键领域里,劳动层层外包的状况,就可以了解,国家与资本的联姻,完全是建立在牺牲劳动者权益的基础上)。
于是,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与法律和政治方面相吻合的情况,即,薄熙来案的关键,在于能否公开透明地审视财政不规范的问题,能否将丑闻视为丑闻,能否让法治和程序,成为民众监督官员和政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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